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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居所
古今往来,只要一谜上写诗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故诗人无不是“半仙之体”,其眼光和趣味也显然与常人不同,对“住房问题”,他们的看法总有匪夷所思之处。
杜甫酸是个比较讲求实际的人。他住的显然是危房
:一到八月,秋风乍起,“三重茅”便席卷而去。难怪他愕然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屁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尽管是个名满天下的诗人,还没有得意忘形,知道自己首先是个寒士。他的愿望肯定是过分了,但不难理解。
李白则不同。谁都知道他是何许人,一端酒杯就仿佛吃了豹子胆,当然也不排除借酒装疯的可能,否则他怎敢叫贵妃研磨、太监脱靴?他曾说:“我有一古宅,嵩高玉女峰”,堪称豪情万丈,可惜不着边际,他自己也清楚,不过是说说而已。诗人也有脚踏实地的时候,《山中问答》里写道:“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大心自闲。桃花流水索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要求似乎也不是太高,仅是强调环境的优美。
相比之下,王维就老实得多,他的《少年游》里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先锋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高楼”在这首诗里应该不仅仅是“道具”,也一定是诗人所向往的处所。我不相信他只想在里面衔觞赋诗,不想在其中悠然高卧。
陶渊明虽说没有明确地表示希望住在何处,只要读过他的诗文,也就大致明白他心目中的栖身之所是什么样子。他为人低调,但如果以为他的愿望也就容易满足,便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淡薄是由于他仕途不顺,而仕途不顺则是由于他对自由和恬静的渴望。他先后做过幕僚、参军等职,皆因“不堪吏职”辞归。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仅仅因为顶头上司要来巡视,而他不愿“束带见之”,便挂冠而去当他的村夫野老,宁愿过“种豆南山下”,“戴月禾锄归”的清苦日子。他的“住房问题”应该说最难解决,为的是他虽不在乎“三室、两厅”,却讲究“周边环境”。他要求有山有水,还得有一片蔚为壮观的桃花林,而且“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就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其实陶渊明也未必真的有次奢望,我然他为何故弄玄虚仅安排一个武陵人去大饱眼福,而让无数的书呆子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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