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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北伐失败之谜作文
蜀国丞相诸葛亮在世时，曾厉行北伐，先后五次进攻魏国。然而受制于种种因素，北伐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更谈不上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云：“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的。甚至，由于自己操劳过甚，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中病死于五丈原。
这诸葛丞相向来是蜀国的顶梁柱、主心骨，前后担任丞相十余年，处理国政兢兢业业，使蜀国得以从刘备伐吴失败的阴影中恢复元气，重新支起三国鼎立之势。
可现在丞相驾鹤西去，蜀国无疑又到了“存亡危急之秋也”——语出《出师表》，幸赖费祎、蒋琬等一批贤臣辅佐，才使蜀国之后的十几年保持稳定的政局，一时无亡国之忧。
不想这国泰民安的形势反倒激起了一位武将出师北伐的决心，也正是他的一系列无功北伐终止了蜀国安定的国内环境，客观上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此人即是诸葛亮深深器重之人：姜维。在《三国演义》中，姜维更是被推崇为诸葛亮的唯一弟子。
那么，姜维的北伐何以遭受比诸葛亮北伐更为严重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所进行的北伐的失败？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对姜维的才能来一个充分的鉴定。《三国志姜维传》援引诸葛亮的话说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诸葛亮素有鉴人之明，除了误用马谡之外，其余人等如蒋琬、董允都是一代贤臣，所以姜维自然非庸才。况且话语中所提二人，永南即李邵，曾担任诸葛亮的治中从事一职，相当于丞相的机要秘书；季常即马良，荆州名士，深得刘备器重。而今在诸葛亮眼中，姜维的才能却凌驾于二人之上，足见姜维的谋略与筹划能力非同一般。
同时，姜维的军事才能也被诸葛亮称赞为“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诸葛亮很少对人有如此高的评价，虽只有十二字，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姜维对于兵法有着特殊的天赋，说“畅晓军事”——语出《出师表》——也在情理之中。
姜维在实战中的一系列表现也颇符诸葛亮对他的评价。蜀汉延熙元年，即公元238年，姜维与蒋琬一同镇守军事要地汉中，时间达五年之久，力保汉中无虞；延熙十年，汶山地区少数民族叛乱，姜维前往讨伐，很快平定叛乱。之后的岁月，便是姜维北伐的开始，权且搁过一边不表。
再来看姜维这个人，似乎无论是他的才能还是实战水平都毋庸置疑，足可以称得上一名天生的将才。然而，在这位将才背后的，却是性格上明显的缺漏。
姜维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古时风俗重男轻女，失去父亲的庇护，姜维孤儿寡母想必生活艰辛，饱受旁人奚落。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姜维的性格渗入了大量的争强好胜的因素。争强好胜积极的一面是使人发愤图强，不畏挫折，但其负面影响便是过于强调胜利，不甘为人下。当这一因素施加于为将者的身上，又可变成好大喜功，执念于功名利益。一旦如此，则为将者只重眼前利益，不顾长远之计；不纳良言，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一味争胜，直至最后兵败身死。因而姜维的性格其实早已为他北伐的失败埋下祸笔，又未能及时纠正，恶果蔓延，既直接害了姜维，又间接亡了蜀国。
关于这一点，《三国志》引裴松之注一针见血地描绘出姜维“为人好立功名”，“负其才武”。又记载姜维本是魏将，后被诸葛亮收降，归顺蜀国，却也与身在魏国的老母就此分离。母子俩并不是没有机会在乱世中重逢，特别当姜维老母亲自寄给姜维一封书信时，劝其归家之意昭然于字里行间。然而，此时身在蜀国的姜维却作书回复道：“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
古代社会儒学传播深远，儒家之“忠孝”二字为世人所推崇，其中尤以“孝”字为最。但姜维却明确表示不愿回到老母身边，甘愿违背“孝道”而获取功名，此是何等念念不忘于功名啊！
沉浸在北伐中原、完成丞相未竟事业热潮中的姜维，自然想不到这些，他所盼望的亲率蜀军北定中原的王侯霸业已经深深迷惑他的心智，干扰了正常思维的发挥，逐步沦为性格上的恶果。
延熙十六年，蜀国大将军费祎被魏国降将所害，这不仅意味着姜维的上级大臣位置出现真空，更间接消除了阻挠姜维“北伐大业”的障碍。历史的车轮将蜀国推向姜维北伐的时期，等待姜维的或许是踌躇满志大干一场，但也是个人失败的开始，毕竟单就姜维的实际才能而言，还远不足以担当北伐重任。
事实上，仔细推敲当时蜀国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北伐的重要因素，不难发现姜维之北伐无法满足其中任何一项的要求。那么，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天时代表出兵北伐的时机。计姜维北伐从延熙十六年至景耀五年（公元253年——公元262年），在此时间段内，蜀国的盟国吴国处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阶段，内政不稳；而蜀国的帝国魏国已经于公元249年结束了豪族司马氏与皇族曹氏的纷争，开始确立司马氏执掌大权的政治局面。显而易见，吴国乱、魏国稳是这时期另两国的政治特征，完全不符合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北伐时机：天下有变。变者，指的是魏国之变，而联吴早已成为蜀国的对外方针。纵使其间的几次北伐能够抓住魏国淮南地区发生叛乱的机会，也因为吴国的内乱而告失败。故姜维北伐的时机不逢天时，是其一忌。
至于地利，姜维就更不占优势。蜀国地处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再加上云南、贵州、陕西等省的一部分地区。四川僻处西南，自古就是闭塞之地。秦朝修五尺道，西汉通使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原政权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但即使到了唐朝，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由此可见益州之闭塞。身处闭塞的环境中，人的心理状态也极易走向保守，区别于沿海地区人民特有的开放心理。所谓保守，恐怕也就指的是老子所云“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通常怀有此种心理的人群更喜欢安居乐业地生活，不受打扰，极其厌恶长时间的战争和厮杀。
不仅如此，人民相对保守的心理也会影响到统治者的施政策略，即会采取缓和宽松的统治政策，不崇尚战争扩张，不采取严刑峻法，单靠人伦道德和宽容法律来维持国家稳定，四境平安。一方面此种统治政策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但另一方面就意味着不思进取，容易导致“偏霸一方”的政治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西南地区都会出现割据政权，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地利因素的影响。
现在，姜维北伐妄图打破这种传统的偏霸格局，使西南政权反客为主、入主中原，必然得不到本地人民，特别是益州士族的支持。换言之，在一个不适合北伐之地发动北伐，是其另一大忌。
饶是天时、地利都差强人意，凭借最重要的因素人和方面的优势，或许尚能取得一番成果。譬如诸葛亮的北伐，依靠以诸葛亮为核心团结起来的大批优秀人才，推动北伐向前积极开展。可是到了姜维北伐时，蜀国人才的缺损情况已相当严重了。
早年追随刘备征战四方的将领尽皆物故，甚至这些昔日威震一方的大将身旁的别将也只剩下廖化、张翼等寥寥数人。其他谋略出众的文臣基本上也都过世久矣，他们的后代倒是能追随姜维，却都是些有勇无谋者，远不及其父辈那样才华出众。因此，姜维北伐的骨干力量只是一群缺少实战经验、才能平庸的将领，往往各种行军事务都由姜维一人决断，这固然能杜绝优柔寡断的弊病，但也是军事专制的导火线，令主将独断专行，无法听取部下意见。
再看看其他两国人才的情况。魏国适时地诞生了两位将才：钟会与邓艾，也正是此二人领兵灭了蜀国。吴国的第四任水军大都督陆逊之子陆抗也是文武双全，更兼老将丁奉英勇无比，老当益壮。可惜这二人后来前者被吴主猜忌，患病而亡；后者恃宠不尊，导致流放，吴国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此破灭。吴蜀衰败迹象已呈，如此则姜维北伐又在人和上犯了一忌。
总而言之，姜维的北伐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屡屡失手，主帅的才能又无法承担北伐的重任，终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败局。
数度征战北伐，只是象征性地击败魏军，给予魏国的打击只能用不痛不痒来形容，更谈不上任何攻城略地之功！但对于蜀国而言，却使“百姓凋瘁”——语出《三国志谯周传》；精锐士卒多阵亡，首都附近兵力空虚；朝廷长期为奸臣黄皓所控制，忠言不闻于朝。种种迹象危害甚剧，仅在北伐后一年，即公元263年，蜀国便遭亡国之祸，烟消云散。姜维北伐失败之谜
——品三国武将列传之六
蜀国丞相诸葛亮在世时，曾厉行北伐，先后五次进攻魏国。然而受制于种种因素，北伐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更谈不上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云：“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的。甚至，由于自己操劳过甚，诸葛亮在第五次北伐中病死于五丈原。
这诸葛丞相向来是蜀国的顶梁柱、主心骨，前后担任丞相十余年，处理国政兢兢业业，使蜀国得以从刘备伐吴失败的阴影中恢复元气，重新支起三国鼎立之势。
可现在丞相驾鹤西去，蜀国无疑又到了“存亡危急之秋也”——语出《出师表》，幸赖费祎、蒋琬等一批贤臣辅佐，才使蜀国之后的十几年保持稳定的政局，一时无亡国之忧。
不想这国泰民安的形势反倒激起了一位武将出师北伐的决心，也正是他的一系列无功北伐终止了蜀国安定的国内环境，客观上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此人即是诸葛亮深深器重之人：姜维。在《三国演义》中，姜维更是被推崇为诸葛亮的唯一弟子。
那么，姜维的北伐何以遭受比诸葛亮北伐更为严重的失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所进行的北伐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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