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高考作文折射时代变迁 社会教化功能淡化的内容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这是唐朝诗人刘长卿《别严士元》中的诗句。今天,北京市的高考语文试卷,要求考生围绕这句古诗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体裁不限。
“这个题目与最近几年的命题风格一脉相承,话题具有很高的开放性,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看到今年的作文题目后,北京交通大学附中语文教师郑忠东这样评价。
回首三十年高考路,高考制度一直在探索中前行。作为教育改革的晴雨表,高考试题最直观地反映了这种变革的脉络,折射出时代前进的`历程。
诗人王家新仍然记得,在他参加高考的一九七七年,他所在的湖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学雷锋的故事》,他写了一个哑巴进饭店的故事,后来还被收入一本《优秀高考作文选》中。
这一年,北京市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市则以《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为题。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首次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虽已过去,但高考作文依然没有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
步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味浓厚的作文题目退出历史舞台,关注社会热点的作文题目成为主流。这一阶段,高考作文题对准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环境污染等方面,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
在此期间,一九八一年的《毁树容易种树难》,一九八五年的给《光明日报》写封反映环境污染的信,一九八六年的《树木、森林、气候》都是跟环境相关;一九八二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注的是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多元化带来社会意识的多元化。这一时期,高考作文试图为学生树立一种主流的价值观,来应对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同时考察学生对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的思辨力。
从一九九一年的“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的辩论,到一九九八年的《我所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无不关注考生的品格素养。这一时期的高考作文,大多提供一则生活化、现实化的材料,要求考生就事论理,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悟。从文体上来讲,则多以议论文为主。
进入二十一世纪,参加高考的考生是“八0后”一代,他们张扬个性,为人、行文都有突破传统思维的独到见解。高考作文命题也相应变化。从二000年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二00二年的《心灵的选择》到二00六年的《老鹰和乌鸦》,都为考生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话题,让写作者追求思维的发散性、创造性,鼓励大胆想象,自由发挥。
过去三十年,诗歌和戏剧这两种文学体裁,一向是高考作文的“禁区”。从今年开始,这两种文体也不再受限。一些学者认为,放开诗歌、戏剧的写作限制,表明高考作文在日益淡化它所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让作文回归到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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