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散文精选
一
当兵去！
1990年春节刚刚过去，浓郁的年味还未完全散尽。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思考了几个月后下定的决心，告诉了父母。
此时，我所在的山东茌平县第一中学高三8班的同学们，个个都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就等点火的那一瞬间。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早、晚自习课暂且不用说，就连中午休息的时间，同学们也全扑在课桌上，争分夺秒地汲取着营养，学习时间比任何一样东西都金贵。在那个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高考定终身的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谁能多学一点，多考一分，都将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同学们如火如荼的学习热情恰恰映衬了我内心对于学习的那种恐惧。就成绩而言，高考对于我来讲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当兵可能是我在那个时间节点最为明智的选择，既能避免自己高考落榜的尴尬，保存住内心那份仅有的虚荣，又能走出家门，去闯一闯，说不定能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狠下一条心，坚决去当兵！
我把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良久没有回应。我知道，母亲内心是矛盾的，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一人在家拉扯我们哥仨，还要侍弄生产队分的十几亩自留地。之前，村里的好心人已经不止一次劝说母亲早点让我下学，家里也好添个劳力，但母亲总是执意不肯，别人一说这事，她就跟人家着急。身高一米四，身材瘦小，脾气刚硬，这是母亲留给乡亲的印象。多年来，母亲硬是用她那瘦小的身躯顽强支撑这个家。其实，辍学的念头之前也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只是知道母亲是绝对不同意的，没有说出罢了。“不管成绩多差，高中生总是比初中生强。”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鼓励我的话语，也是长期以来坚信的道理。多年以后，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是对的。初春的时节，尽管是春雷早早唤醒了沉睡在土壤里的生命，但初春的寒意依旧能使人们感受到严冬遗留的余威。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杈，洒在院子里，难得的一个双休日，我正思考着应该替母亲做点什么。“华子，屋里来一下。”母亲把我叫到北屋里。“你想好了就去吧。我反复想，或许这也是咱们农村孩子的一个出路，你看咱胡同里的三呱呱、秦豹子，不都当兵当好了，转了志愿兵。”尽管母亲答应了我的当兵要求，但我分明看到母亲的双眼里除了难舍的依恋，还有一份滚烫的希望。“但是，当兵之前，你要坚持上学到最后，争取拿到高中毕业证。”这是母亲向我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一直坚持到收到入伍通知书才不上学的原因。
二
说来也怪，我们村出当兵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当兵之前，当时在外面当兵的就有六七个，村子西头的成池兄弟俩、春生、三呱呱哥和豹子哥，前庄里还有几个叫不上名来的，等等。最大的还当到了团长，正是因为村里当兵出干部，所以村里小年轻的都认准了当兵这条路子，争着当兵，且多数都干出了样子，村子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挂了号。
当大家都把当兵作为农村孩子除了考大学之外的另一途径时，当兵自然就是最吃香的事，村民兵连长好像也成了村里了不起的人物。村民兵连长姓李，叫吉生，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好，但李连长吃得也是肥头大耳。说起来，李吉生和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按照庄乡规矩，我叫他叔。当兵的前两年，我母亲也猫儿猫须地向他提起过我想当兵的事。“没有问题，事情包在我身上，只是孩子现在不到年龄。”每次他都大包大揽地拍着胸脯向我父母保证，心实的母亲总是深信不疑。而今，我真的下定了决心要当兵去，母亲想到了他。于是，一天晚饭后，我和母亲来到了村西头的李吉生家，东家长、西家短，闲聊一阵子之后，“他叔，孩子下定决心想当兵去，你看怎么办？”母亲向他郑重提起我想去当兵的`事。李连长听完母亲的诉求后，皱紧眉头。“老嫂子，今年可能不行了，咱孩子当兵可是超龄了。”坐在一旁的我，听完这句话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我已经私下里打听过，今年当兵的年龄是18至20周岁，我年龄刚刚到杠，也是符合当兵年龄的最后一年，根本没有超龄。不管我和母亲如何解释，李吉生始终以超龄为借口，敷衍着我和母亲，我越听越气。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啪”的一声，拍着他家的桌子，责问道：“你前年、去年说我年龄不够，今年又说我已经超龄，到底安的什么心？你不让我当兵，耽误了我的前程，我也叫你没有好日子过！”一番斥责，他哑口无言，呛红了老脸，弄了个大窝脖。“老嫂子、大侄子，消消气，回头我让他再仔细问一问。”旁边的吉生婶子倒是会来事，不时地劝着我和母亲。“×你娘来，不知道情况，整天胡诌白咧，把人家孩子耽误了，你担得起吗？”吉生婶子怕我和母亲不解气，转过身又把吉生叔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在吉生婶子的圆场下，算是留下了让吉生再去问问的活口。其实，我知道当时村里还有两个人要去当兵，且家庭条件和社会关系远远胜过我们，吉生怎么对付他们，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到村里，碰到吉生叔，他脸上还是有点挂不住。现在想来，那时也确实难为了他这个小小的村民兵连长了。
三
主意定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闯一闯，况且是给孩子扒出路，这是母亲在那种艰苦环境中磨砺出的性格。“要不行，咱再去找找人。”一连几天，一家人窝在家里，脑海里“放电影”，琢磨着周边的亲戚中哪个有送兵的本事。“去花牛陈找找他水叔看看。”父亲闷着头抽着烟，说了一句。也对，花牛陈村水叔是我父亲舅舅的儿子，和我父亲是亲表兄弟，我应当喊他表叔，水叔是亲戚中比较能干、脑袋活珞、有本事的那种，当着管区书记。说真的，农村的孩子，没有见过世面，也根本不知道管区书记是个多大的官，只是知道每年过节我陪父亲去看望舅老爷时，水叔家里迎来送往不断。水叔酒量超好，身材高大。现在看起来所谓的管区书记充其量也就是乡里分管几个村庄的小组长，只是比村干部略微大一点。萝卜不大，关键长在坝上。尤其是农村有些事离开这些“能人”就是办不了。主意打定，父亲带着我直奔花牛陈，表兄弟见面，自然又是一顿海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父亲向他提起我要当兵，请他帮忙跑跑。“这事我办不了。”被他一口回绝了，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父亲是实在人，为此还和水叔吵了一架，因为亲戚都知道，这个事情在他手里不在话下，况且每年都有兵经他的手送出去，他拒绝的原因就是手头有人请他办当兵的事。帮忙是情谊，不帮是正理。母亲倒想得开，劝父亲，一家人家再想想办法。看到父母亲为难的样子，我有些不忍，想打退堂鼓。“不行，一定要想办法去，砸锅卖铁也得去。”母亲坚定的语气，又重新点燃了我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第二天一早，父母亲骑着自行车就出门了，到处撒信打听，看看哪家亲戚有门路……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报名体检的日子渐渐临近，焦虑苦闷笼罩着整个家。正当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母亲回家的路上碰到在县乡镇企业局工作的林叔。热心的林叔刚巧认识县人武部政工科的科长崔叔。“嫂子，孩子的事情交给我了，你在家里等信吧！”林叔立说立行，办事严谨。没几天林叔捎信，说是崔叔要见见我，一日晚饭后，我在父亲的陪同下走进了位于县乡镇企业局大院的崔叔家，典型的北方红砖瓦房单身宿舍。崔叔，微胖，始终面带微笑。“怎么想起来当兵？什么特长？”落座不久，他就接连抛出两个问题。“想考军校，我会写毛笔字，还会画画。”“当陆军还是武警？”“当武警。”我直截了当地说。其实，为什么选择当武警，这也是我的直觉，至于武警是怎样的军种我也不清楚，只是在高中读书时，知道县看守所驻扎个武警中队，我想将来自己可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在县城里，白天站岗楼，晚上看光头吧。“行！这孩子到部队准行。”崔叔向旁边坐着呵呵笑着的父亲连连夸赞……临走，父亲进从口袋中取出红包，以示感谢。崔叔拒绝说：“不行，绝对不行，我是看着这孩子到部队能有出息才答应帮忙的。”到部队以后，确实我所谓的特长为今后的立功、考学起到不小的作用。
四
几天以后，村民兵连长通知我准时参加镇里的征兵体检，其实他一直也没有弄懂我的名额哪里来的。目测、体检、政审、定兵，一切的手续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到位。一人当兵，不光是全家光荣，更是整个赵姓的院里，整个村子的盛事。
村里乡亲淳朴，知道当兵要走了，婶子、大娘，左邻右舍，都会上门盛邀去家里做客。那时家家条件艰苦，简单炒上两个菜，弄上二两酒，坐下来聊一聊家常，总是说一些鼓励的话，出去好好干，干好了千万别忘了乡亲。二两酒下肚后，才是压轴的好吃的——饯行的饺子。虽说北方常吃的是面食，但此时的意义却是大不一样，“起脚饺子”“落脚面”嘛。个把月，一家挨一家，排着队吃。当然舅舅和姨们也会上门邀请，并或多或少包上个小红包。印象最深的就是庆四嫂子，她是民办教师，虽然穿戴朴素，但很整洁，手脚也麻利。不光请我吃了饭，我入伍时的床单也是她给跑的边，直到现在，入伍时的床单和第一身军装还珍藏在衣柜里，因为它是那个年代、那种乡村情感的见证。
定兵之后，接兵干部要例行家访，这是必须走的程序。其实，定兵之后，我就主动跑到县城中心街东风池宾馆去找到了接兵干部。接兵干部一个姓何，一个姓赵，若干年以后我与两人同在支队政治处当干事，也许这就是缘分所在。赵排长是军校实习学员，挂红牌。何连长是武警中尉。何连长见我跑来跑去十分活跃，就对我说：“我不认路，你就担任接兵队部的临时通讯员吧。”作为准军人，这样的任务肯定接受，我把情况告诉了父母亲，他们也是乐开了怀。就这样，每天早饭后我准时到东风池接兵干部驻地报到。那时候条件艰苦，没有汽车，我天天骑着一辆大轮的自行车，接兵干部裹着大衣，坐在后面，颠簸着四处家访，有时也会跑邮局帮着接兵干部邮寄包裹，帮着传话送信。等到全部新兵家访完毕之后，才邀请何连长、赵排长到我家家访，也都熟悉，两人爽快答应了。第二天约上高中几位很要好的同学，一路自行车队，前面带路的，后边压队的，一路颠簸，一路说笑，浩浩荡荡，把接兵干部接到家里。
这种场景，我现在仍然历历在目……
五
我至今仍珍藏着入伍通知书。
动身那天下起毛毛细雨，农村的土坷垃路就怕毛毛细雨连着下。赶早别赶晚，一大早，父母亲早早起床收拾停当，当过兵的父亲帮我打起背包，母亲包了一盖帘水饺。起脚饺子，落脚面，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风俗，出远门，求吉利，这个规矩不能破。临行出门还不忘放上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在清晨传得很远很远，红色的纸屑铺了一院子。就这样，我双脚带着这红红的鞭炮纸屑，在父母亲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此时，村里的土坷垃路已经黏脚，常常是拔出了左脚，又黏住了右脚，自行车推不了几步，车轮盖瓦就会被黄泥裹得严严实实，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还要不时地和村里的老少爷们打着招呼，折腾了个把小时才走出村庄，踏上通往县城的大马路……
新兵集合地，人头攒动。欢送的锣鼓敲得震天响，父母送儿，弟、妹送兄，三五成群，利用这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叮咛着，有说不尽的心里话。中午时分，嘟……嘟……几声尖锐的哨声。“集合，清点人数，准备登车。”接兵干部何指导员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母亲为我整了整背在背上和我身材极不协调的背包，父亲把装满高中课本的书包递给我。“到部队，好好干，部队什么东西都会发的。”边说着边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塞到我手里。上车了，我拉开车窗，运兵车缓缓启动，车外猛然间想起一片揪心的哭声，几位父母亲实在忍不住了，毕竟是孩子第一次远行。透过车窗，看到父母亲向我挥着手，他们脸上尽管挂着笑容，但也难以掩饰浸在眼角的热泪，那是幸福的眼泪，是饱含希望和牵挂的眼泪，我咬着嘴唇，始终没有哭，我知道回报他们不需要眼泪，而是自己在部队努力成才，还有不忘亲、不忘本的那颗心……
在济南白马山火车站，新兵集中统一乘上了南下的绿色运兵车，一路向南，目标——浙江温州。温州，初次出远门的我自然不知道温州在何地，只知道那是从小到大父辈们口口相传下的南方，想象之中，应该是碧水和绿色的故乡。家乡风景渐渐甩在了后面，映入眼帘的是越来越浓郁的绿色，这也是我第一次从中原走出看到的绿。经金华转乘长途客车，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颠簸，3月26日下午3点，运兵客车把我们拉进了位于温州西郊的景山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临时的新训营地。
我知道，身着绿军装的我，从此将把自己融入到江南浩瀚绿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