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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技近乎艺散文
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因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经济效益而更受青睐。然而，技术的功利性取向和工具化特质也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要破解这一难题，迫切需要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深挖技术中被遮蔽的艺术功能和人文内涵，以实现“技术”与“艺术”贯通。
有机械者必有机心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不仅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而且大大提高了人的生存质量。然而，古代的先哲，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对技术持一种贬损的态度，并对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关于此，《庄子·天地》中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游历完楚国，在回程经过汉阴的时候，巧遇一位正在取水浇地的老人。这位老人在水井的旁边挖了条隧道通到井里，抱着一个坛子取水，力气用了很多，见效却很小。于是，子贡便向他推荐了一个叫作“桔槔”的机械：“用木料打凿成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就像抽水一样，一天可以浇一百亩地，不费多大的力气，收效却很大。”但老人对此却不屑一顾：“我听我的老师说，有机械必有机械之事，有机械之事必有机谋之心。机谋之心藏在胸中，心灵就不会纯洁。心灵不纯洁，精神就会摇摆不定，没有操守。精神没有操守，就不能得道。我不是不知桔槔效率高，而是感到羞耻而不愿意用它。”
这位老人虽然知道桔槔这种机械能够让人省时省力，但仍以它为耻，不屑于去用。在他看来，技术会玷污人纯洁的心灵，打开人潜在的欲望。有投机取巧之事，必有投机取巧之心。而有了投机取巧之心，“神生不定”，“道之不载”就是必然的了。因此，与其让技术牵着鼻子走，堕落到欲望的深渊中不能自拔，还不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对技术避而远之。
无独有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对技术的功利性进行了批判，他着眼的是技术对人自由的戕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实用的艺术。正是由于实用的特质，技术总是趋向外在的目的，很容易沦为与“自然”（在古希腊语中，“自然”有“本性”之意）相对立的东西。事物的本性是在过程中展开的，而使用技术的人，在乎的却只是结果。对他们而言，技术仅是手段和工具，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无涉，与自由无关。比如，木匠和几何学家都要研究直角，但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木匠只要那个直角适合他的工作就可以了，而几何学家关注的则是真，他要弄清楚直角的本性与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家是为求真而研究，因而是自由的人。而工匠就不一样了，他运用技术仅是为了生产出满足他人各种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工匠毫无自由可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认为工匠像某种无生命的东西。的确，他们在活动，但是他们活动而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正如火在燃烧。但是，无生命的东西是以一种自然趋势演示它们的每一种功能，而工匠只是依据习惯来活动的。”
功利对诗意的剥夺
近现代以来，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那么简单了，它已经在深层次上将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庄子和亚里士多德担心出现的事情，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据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耕地时拒绝使用钢犁，因为他们认为，钢犁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在春天耕作的时候，他们会把马掌从马身上摘下来，以免伤害到怀孕的大地。在这种观念中，人与土地、自然、整个世界是彼此牵挂、浑然一体的。大地不仅仅供给人们食品和农作物，它还是人赖以存在的依托。因此，人们把大地看作自己生命的“母亲”，对它怀有无限的敬爱和虔诚。
而现代技术呢？早已经将这种敬爱和虔诚排除在人与大地的种种可能的相互关系之外，而只将“有用性”当作大地的唯一属性。大千世界，上至蓝天白云，下至花草树木，无不进入“为我所用”的视野，我们之所以注视它们，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用。由此，人和大地的关系就变成了强求与被强求、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著作《技术的追问》中比较了两个“莱茵河”：一个是诗人荷尔德林笔下作为艺术品的莱茵河:太阳西下，皓月当空，莱茵河散发着宁静和安详。另外一个是进入发电厂而被割断了的莱茵河：为我所用，已经被强制性地变形。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欲望的鼓动下，功利正在剥夺诗意的领地，不但整个世界开始变得单一、贫乏，人也逐渐变得浮躁、焦虑。现代人似乎已经无暇再去欣赏“小桥流水人家”式的田园浪漫，而更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钟表，按照优胜劣汰的生存逻辑拼命地向前狂奔。正如叔本华所说的，“我们就像田野上的羔羊，在屠夫的注视下恣意欢娱”，以至于“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有什么，可是总想到我们缺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技术已经在深层次上塑造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技术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带来了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又导致了社会的细致分工和商品的批量生产。从“专业性发展”到“数字化生存”，再到今天的“虚拟性存在”，人开始逐渐地变为一个角色，一个概念，一个符号。福科说“人死了”，是说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性格的人死了，活着的仅是那些千人一面的虚拟符号。就此，诗人荷尔德林曾经深沉地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里所谓的“贫乏”，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相反，正是物质的极度丰饶才造成了“贫乏”，即世界丰富性的丧失和人灵性的空缺。还是海德格尔说得好：“在这样一个时代，算计的人越急，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
艺术对技术的拯救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技术的拯救就蕴含在自身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现代社会，危险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类对技术本质的无知。技术在本质上首先是艺术，只不过人类对其功利价值过于迷恋，才使得其艺术功能隐而不显。人类要想摆脱技术的奴役，就迫切需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将这种沉睡的艺术性唤醒。
《庄子·养生主》中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庄子虽然借那位浇水老人的故事否定了技术，却又在“庖丁解牛”中对技术大加赞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庖丁完全将“解牛”当成了游戏来把玩，而不是当成一项工作来完成。故事一开头，庖丁就对梁惠王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关心的不是如何能将“解牛”这个技术活完成，而是看重怎样才能达到“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的水平，甚至在节奏上也要产生“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美感。在庖丁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功利的心态，保持住技术运作中的灵性，“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否则，“目无全牛”，仅把牛看作待屠宰的对象，永远也不可能领悟“解牛”的真谛。
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更加看重技术中所蕴含的艺术功能，讲究的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追求的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一项技术如不能上升到艺术层次，就无法登入大雅之堂。而我们也愿意将技术运用的最高境界称之为艺术，而不是科学。
中国文化之所以对“精技近乎艺”如此热衷，是因为“技”只有上升到“艺”，才能成为领会天之大道的契机。在中国人眼里，“道”不是对象化的东西，而是一个借助各种“机缘”方能进入的境界。而机缘，恰恰是通过技艺来开启的。在这里，需要的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不是宋儒所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是要做到“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以，作为技能的“艺”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能够做到滴水藏海、一以贯之。一旦心领神会，皆能殊途同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六艺治于一也。”这里的关键是，要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化，功利向境界的升华，从而在根本处张扬人性中的诗意，重塑人的生存方式。
晚年的海德格尔说，拯救技术危机的希望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斯言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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