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新年抢红包
根据网络最新公布的大数据，在2017年鸡年除夕之夜，共计放送各类红包142亿个，这些形形式式的红包中，既包括象马云、雷军等商界、企业大佬，动则一发数亿的回馈包，也包括普通百姓发的十块、五块的取乐包。关于红包，今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的身边人，为了等待除夕马云的支付宝红包，在节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收集“福”字，那时我还在工地忙碌，有几个工地总包的年轻工程师，在工地找不到“福”字，就让我用毛笔给他们写，并且特意关照让我用不同字体多写几个，然后他们来用手机扫描，收集“福”字。临近放假的这几天，还总看见他们在交流、互换，说已经收集到了几个“福”了，有什么“万能福”、“敬业福”等。到了家，同样也看到家庭中的一些后辈年轻人，也在玩这个，那叫一个不亦乐呼。
红包这个概念在我的记忆中形成，还的从小时候说起。记得自从懂事起，每到春节，奶奶总会用一红纸，包二毛钱给我，说是“压岁钱”。这个钱是我春节的时候可以自由支配的。年初一会早早的跑到老家小镇大木桥下的商店里买一挂鞭炮，小心地拆开，一个一个慢慢放。记忆中小时候收到的最大的红包，是我大姐出嫁的那年，当时我六岁，我大姐大姐夫初一来家拜年，给我的红包，我拆开一看是一张崭新的五块，吓我一跳，赶紧老老实实交给母亲。母亲称赞我懂事，奖励我两毛，高兴了好几天。现在大姐夫老了，过年过节我们相聚在一起，我还常常与老姐夫开玩笑提起这事情。
六十年代在宜兴丁山窑场上，象我们这些陶工的家庭，还都很清贫，父母每月二三十元工资，一般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多的七八个也常见。象我们家到我已经是老七了，孩子多，生活就很拮据，过年哪还有多余的钱给付压岁钱。奶奶特别的疼我，又是家中老么，什么事情好象都是我占光。虽然那时奶奶每月也只有十二元退休金，但年年会给我几毛钱的压岁钱。比我大二岁的哥哥，及再大一点的姐姐就没有了。到舅舅及姑姑家拜年，也只有我有压岁钱。那时我总觉得比其它哥哥姐姐优越，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局限于当时那个物资极度贫困的年代，这种祝福其实是对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祝福，我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
到我给别人包红包，记得那是我当兵第一次探亲，正好是在84年春节，那时侯大姐二姐已经各生两男孩叫我舅舅，大哥生一男孩二哥生一女孩还都刚刚会走路叫我小叔。大年初一都来给爷爷奶奶拜年，我这个小长辈当然得发个红包。六个小孩，每人一元，是大年三十晚上母亲特意关照的，要我准备好，正好是我当年在部队时一个月的津贴。一个大家庭，在那时虽然日子过得还是很清贫，但全家近二十个人，感情特别的融洽，尊老爱幼，家风温煦，让我感到生活在这个大家庭特别的幸福。
华夏传统家庭，由于人员的结构，自古小房出长辈。我大姐的孙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儿子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这些孩子走在一起看上去年龄差不多，辈分却差了一辈，每年过春节包红包一直是我过年的最重大任务，从过去的几十元，到现在的几百，甚至上千元，红包同样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现在我们大家庭中同样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建起了微信群，活跃其中的当然都是年轻人，平时长辈中就我参加他们的互动，我大哥的孙女在群中是小宝宝，我被大家称作老宝宝。反正我从小就一直和外甥侄子一起玩，没大没小惯了，和他们一起玩很开心。在微信中发红包抢红包就是这一帮孩子教会我的，当然在这中间，发红包就成为了我的首肯，还有抢不到的会提出重发或者要私包，我有时会答应，有时侯就装傻充愣潜水了……
现如今在网络极度发展的今天，大可不必操心说手机绑架了年轻人，微信让人玩物丧志。春节期间大家无一例外的在家休假过节，互相之间发个红包，或者在家庭群、朋友群中发个红包，联络一下感情，也可以看作一种娱乐，或许这就是今后一种新的过年形式，又有什么可以觉得让人批判的呢？至于抢了红包、或者抢了大包高兴这是人之常情，没有抢到红包或者只抢了小包沮丧、不开心也只不过是一种正常反应，很快就会过去，用不着上纲上线去评论；至于有个别人在网上只抢不发，那也只是个别现象，不用太计较……网络上有人就此撰文说什么“低层次的人热衷抢红包”“高端的人好发红包”完全是一种臆想，是看不起普通老百姓，是那些所为的“精英”思想在作梗。我始终认为，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自有它出现的原因，它的成长与衰落也有其自然规律，微信红包能够伴随人们多长时间，到底是带给人们欢乐还是烦恼，在每一个人心中自有分寸，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或者横加指责。
文章的结束套用一下过年的问候，祝福所有的网友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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