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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那盏煤油灯散文

时间:2021-04-06 14:51:12 散文杂文 我要投稿

记忆中的那盏煤油灯散文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在很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家里用的是电灯,电灯照明所用的电是在老家那个山沟里公家修建的一座小型水电站发出来的,大队还未解散时,队里专门安排了两个稍有文化的人一年四季吃住在电站机房专门负责小电站发电的事,工分和下地劳动的社员一样照记不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原先大队里安排的那两个人也回家和大伙一样务弄起了庄稼,小电站从此机房门上挂了一把锁就静悄悄地闲摆在那里,就这样,处在半山沟里孤零零的小型水电站从此便无人问津了,于是各家各户的电灯再也不亮了,大伙于是纷纷点起了几年前点过的煤油灯用来照明。更为不幸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随着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发展,加之基层的各项管理措施疏之于散,小型水电站被放牛娃们把锁一砸你拆一块、我拿一件,几年下来,竟然机房里能够抬动的零部件都被拆卸一空,只剩下被拆卸一空的巨大的涡轮发电机由于体积大、重量重而孤零零地躺在被卸去门窗的破陋机房里,前景未卜命运凄惨地等待着将来不知被如何处置,稍高处机坑进水口用优质落叶松原木加工镶拼并用钢圈和螺丝加箍的巨型木制进水管道也被附近的农民拆卸掉钢圈上的螺丝后分崩离析地偷拿了个精光。一座曾为两个大队近三百户群众发了不到十年电的好端端的集体资产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前期的无序管理中“夭折”了,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莫大的悲哀。这种现象,我想在那时不光发生在我们家乡,全国各地城乡农村或多或少都是有的。改革推进期和历史转型期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个别环节出现了“软化”和“空白”,致使国家资产的流失和集体财产枉遭破坏或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记忆中的那盏煤油灯散文

  八十年代初期,与我们一般大小的孩童都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于是我被送入距离村庄一公里开外的村学里读书,从此,煤油灯成了我们农家学子以及各家各户夜晚照明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时,由于距离学校远,早晨带上烙饼后既当早点又当午饭,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每天的作业基本在中午或下午便能做完,晚上偶尔看书温习功课或完成老师另外布置的作业,就只能在灯光幽幽的煤油灯下进行,几个小时下来当时感觉不到啥滋味,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呼吸进咽喉和鼻孔里的一团团煤油燃烧形成的黑烟全部在吐痰和擤鼻子时“亮”出“相”来,但不管怎样,小小的煤油灯硬是伴随着生活在大山里的我们农家子弟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一路读书走了过来,对于我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娃娃们而言,煤油灯就成了照亮大家茫茫夜空的“电灯”,也可以说是指引我们农家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的指路明灯。

  在点燃煤油灯照明的日子里,每当小小玻璃瓶里的煤油燃尽之际,一年四季忙于农事的父母们便会在星期天派着小小年纪的我们结伴走出大山沟去五公里开外的乡供销社里灌上满满一大瓶,那时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单调紧缺,有时候提的是一只用罢农药后用土灰洗涤好的大瓶子,有时候是两三个喝完酒的小空瓶串联在一起,一斤煤油起初是三毛多钱,后来涨到四毛钱一斤,如果在提回家的路途上不小心将瓶子打碎,回到家里是要受到父母的严厉批评甚至惩罚的。后来条件渐渐好了,于是大部分家里用塑料壶灌煤油,一则安全系数高,二则经久耐用。那时为了常常能走出山沟到乡供销社灌油“风光”一回,我和兄弟俩常常争抢不休,由于不断发生争执,后来就改为互相轮流到乡里的供销社里去灌油。

  正当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县水电局正在从乡上通往老家的山沟里架设水泥杆子拉电,无奈输电线路架设到村边后,听说一位村民无意中用藏语脏话得罪了那位负责架线的领导,于是拉电的事就被黄了,架设的农电线路足足闲置了七八年时间无人问津,这期间,一些偏僻地段的的农电线路被不法分子趁夜间盗窃后去临乡铸倒铝锅等用具,一部分电线杆子上的瓷瓶、横担等设施也陆续遭到了破坏。

  一九八七年,我小学毕业后去十九公里外的邻乡中学读初中,那时的学校都很破旧,教室和教师住房都是苫了青瓦的两檐水平房不说,地板全是土的,住校生宿舍是一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通间大宿舍,一长溜的通铺沿墙而搭,住宿和做饭全在那个七八间的大通房里进行,卫生状况可想而知,老鼠常常东奔西跳出没床铺底下,遇到中午、下午放学后大伙开伙做饭时柴禾燃烧的浓烟熏得一帮住校学子们泪水流淌不止,烧焦的油烟味呛得年轻娃娃们喷嚏打个不停,以至于很多学生毕业体检测量视力时都患上了沙眼,有些父母为了让娃娃能够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安心读书,就租借了学校所在地村子里离校较近的农民们的闲余房子让娃娃们或单住或合住。那时白天上完课后,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学校里用的电是那个村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家在毗邻的大山沟里修建的一座小型水电站,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水位难于达到常态,电灯常常是忽明忽暗变幻无常,夏天一场暴雨发生山洪后又是一连几天停电,当时与其他农村的境况差不多,有时候由于河渠维修就连停数天干脆不亮了,尽管如此,学校为了督促学生们的学习,老师们遂号召大家自灌煤油并用废弃的墨水瓶等自制小灯盏在晚自习时自端来校上晚自习,可见那个时代的学习条件是多么的艰苦了,于是大家都自制了一盏小灯盏作为晚自习照明时用,一些脑子活得同学同时自制两盏,一盏用放置在抽屉里以备用,一盏在自己的宿舍里或租借的住处随时点燃,条件有限的学生们则会端着小小煤油灯隔三差五晚上来回奔波。在邻乡上了两年学后,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方便,这时堂哥已在县城一中读书,经过奶奶的几番劝导,爸爸为了我的学业有所进步,于是听了奶奶的劝告后想方设法将我转入县城一中读书。县城相对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晚上不用上晚自习,大冬天的早晨教室里有白炽发亮的日光灯明亮地照着,自己借租的小房子里也有电灯,电费不是很贵,而且停电现象很少发生,只要光线不好时,随时可以拉开照明,为了能考上中专,尤其到初三时每天晚上数理化的配套练习和相关试题都要做到将近凌晨时才在一身疲惫、满脑苦思、惺惺睡眼中休息。城乡的发展差距从那时从细小的生产生活环境里就能反映出来,每当我们周末或节假日回到老家,由于一直未通电,一时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或干其他事时似乎有一种视觉昏黄、看物不清的感觉,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偏僻的山村老家依旧还在用煤油灯照明。在县城读书时间不长,我考入高原州府的中专学校去读书,这时暂时告别了煤油灯,此乃后话。

  直到几年过后的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们老家的电又在县乡的关注下,又开始在原来的基础上续栽杆子往各个自然村里拉,当时由一名乡党委副书记负责此事,暑假一次偶然机会,那位乡领导下村时来到我家,父亲让我泡茶,等我洗罢茶杯欲去泡茶时哪位领导叮嘱我把茶杯再洗一遍,我心里一时有些愤然,也就按他的吩咐再洗了一遍泡了,在喝茶休息的当口,乡领导的一句话冲撞了生性要强的父亲,于是被父亲不留情面地顶了回去,加之我的老家庄子不大、人口不多,于是那位睚眦必报的小领导在负责拉电时,将我们几户以距离大村庄较远不便架线为由未能拉上,后来,经过伯父、父亲、表叔等人多次奔波找关系托人说情,直到二〇〇四年秋天,乡变电所乘着农村电网改造之际,才给我们小小的自然村栽上水泥杆子装上变压器拉上了电,老家的电这才算通了,这整整比同一个行政村的其他自然村迟了十一年,地处大山深处的父老乡亲这才告别了长达二十多年靠煤油灯照明的历史。我想,这也许是陇原大地上最后一批结束了依靠煤油灯照明的小村落之一。

  时至今日,告别点燃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已经十来年了,但在我小小的童年、懵懂的少年、梦想燃烧的青年等几个人生的关键节点上,都是依靠小小的煤油灯苦苦读书熬过那漫长的无数个夜晚的,尤其在读初中的那些年的寒暑两个假期中,我曾在煤油灯的陪伴下做完了一道道高深难懂的数理化难题,苦苦读懂了语文课本上那些历代先贤们的文言文典范名篇,展开想象写完了一篇篇优雅的作文习作,一遍遍地熟读政治课本上的东西;含辛茹苦的父母和早年弃学在家帮助父母务劳农事的的兄弟农忙时节休息很晚时也是依靠煤油灯的光亮忙于生产生活琐事的,或休息很晚时在煤油灯下吃饭,或在煤油灯下准备次日的农资事宜,或秋夜在昏黄的没有灯光下抓紧时间撕剥从地里瓣下的成堆的玉米棒子,或早年间母亲在深夜的灯光下为一家大小纳鞋底做针线活,或在我们很小时母亲去距离村庄较远的水磨坊中磨面时,我们吃罢晚饭后又背着粮食提着饭盒去给母亲送饭并在深夜等着磨完面后一家人背着磨好的面粉和麸子在玻璃灯罩中的煤油灯指引下走在高低不平的弯弯乡间小路上汗流浃背地回家;后来煤油灯又成为小妹上小学、读初中、念高中、考大学几个人生阶段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幽幽的的灯光下,小妹读书格外用功,学习上一向不上父母操心,学业不断上进,最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省城一所大学。

  总之,小小的煤油灯不仅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明灯,也是我和小妹早年发奋读书和学业不断上进的忠实伙伴,更是父母兄弟务劳农事、干好家事、操持家务、勤俭持家的好伙伴,时过境迁,时光荏苒,虽然现在用上电灯已经多少年了,但伴我成长、供我学习、随我生活多年的煤油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情结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不曾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