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年教师节散文
32年前，我还在高中复读，撞见了第一个教师节。历史老师上课迟到了，他斜挎着一个黄书包，匆匆走上讲台，样子很滑稽，引得同学们一阵哄笑。老师一脸严肃，扫视着课堂，很快逼跑了同学们的笑。他解下黄书包，举过头顶，一本正经的说，今天是老师的节日，领导发了个黄书包，谁想报考师范，老师就把这礼物送给谁。还没说完，他就自个儿狂笑不已。
那节课少不了听来许多牢骚，当然也没有哪位同学接他的黄书包。对于急于跳出“农门”的农村学生来说，只要端上“铁饭碗”，管他将来做什么。我那年大专刚达线，自然只能做老师了。
毕业后，被一竿子扫到了乡中，成了那所学校的第一个大专生。因为是第一个，颇受重视，第三年做教导主任，第四年做副校长。初为人师，还没悟出教育的真谛，就来管理教育人的人，吃了不少苦头。可我从内心一直把自己当做一名教师，领着大家干活，倒也赢来老师们的信任。
每到教师节都要谋划着向老师们表示表示。那时学校收的学费由学校支配，学校办得好，经费就宽裕，校长和大家一商议，就可以决定教师节的礼品。当时乡里有两所初中，一所县办的，是老大；我们是乡办的，是老二。老二师均学生数比老大多，就有条件把礼品办重一些。
记得有一年发的是毛料西服，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教师节那天，开个教师会，再请来摄影师，照一张“全家福”，那种自豪和满足填塞心房。走在农村的集市上，吸引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后来，冰箱刚入市，我们又采购了冰箱作教师节的礼物，也是轰动一时。有的人不乐意了，告到乡“一把手”那，领导倒是很开明：老师们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花自己的钱给自己找快乐，就不要为难人了吧。
九十年代末，我调到县城学校执教。和所有的老师一样，对教师节福利的期待总是随着教师节临近而强烈。
到这个单位我经历了三任校长。老校长干了十年，第二任干了八年，第三任上任几个月。
老校长的十年，是学校大发展的十年，一度成为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学校。他总是说自己是“生产队长”，带大家干好活，把好家，多点积累，家大业大，说话才有底气，到外面才能挺直腰杆。到老校长卸任时，学校账面结存一千多万，惹得很多揭不开锅的学校来借钱。每到教师节，在老校长的“勒紧裤腰带”解释中，老师们的期待虽然被打了折，但总比那些不景气学校要发得多些。
第二任校长大幅提高待遇，公积金有了，课时津贴提高了，福利也涨了。奇怪的是，学校规模在萎缩，质量在下滑，校长的民意支持度在降低。后来有人拿了校长常念叨的“不做群众尾巴”作诠释，似乎有了答案。记得那时的教师节也发福利，而且不少，可总是滞后一两个月，在老师们一再的追讨下，才到老师的手中。莫非真的验证一句话：校长的任性来自对权力的迷信？
又到教师节了，政府包揽了教师的所有福利。每人拨了五千元，上学期一千五，教师节一千五，春节二千元，全县教师一个样。学校办好办坏和单位人的收入没有关联，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系统人了。
我常怀念在乡村那些教师节。学校有人气，老师们就有收入。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现在学校的兴衰和老师们又有多少关联？
从一个黄书包到一千五百元，教师节的记忆如此深刻。
过去，历史老师的黄书包无人愿接，今天，我的“黄书包”又传递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