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底的城池散文
在这样的一湖碧水、万顷泽国间，一座衡阳历史上最早的城池，一座在耒水与酃湖之间那片酃湖町上站了六百多年的酃县古城，却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就那样永远地沉睡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缕悠长的凭吊和叹息。
酃县，一座与酃湖手足情深的古城，因其所在地濒临耒水流域那片一望无际的冲击平原，所以，这一带又叫酃湖町。而且，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身影。春秋时期，酃湖町就成了一大群古越人的水上乐园。
我们固然无法知晓那些古越人到底来自哪个部落，但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越族就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来到酃湖町的古越人，很可能就是被某个部落追赶驱逐而从长江逆流而上经洞庭入湘江的一支南越蛮流。因为从五十年代以后陆续挖掘的古墓葬出土的大量印纹硬陶，诸如鼎、瓿、壶、罐器物的米字纹、回纹、菱形纹、方格纹、席纹、叶脉纹等纹饰中，不难推断，这些印纹硬陶就是古越人最富特征的器物。
虽然现在的衡阳早就成了湖南排名靠前的市级城市，可衡阳市民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座中等城市，最早只是从矗立在酃湖岸边、紧邻耒水的一个小县城蜕变而来的。
有一个事实，可以让我们触摸到衡阳最久远的历史经脉，那就是从衡阳县渣江出土的春秋动物纹提梁卣。此物器形硕大，造型精细，纹饰精美，已被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如此贵重的器物，不可能来自民间，无疑只有居住在渣江的越人部落首领或地方国的君王才可能拥有。这就告诉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酃湖一带就已经有了一座部落城池或地方治所。
确实有，但不是什么部落或地方治所，因为最早入湘的越人根本就没有文字，其部落或地方治所名称及聚居地名，我们无法知晓。一直到楚人进入湘南地带，有了自己的文字记载，衡阳最早的地名才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庞”。根据文献史料考证，“庞”就在现在的衡阳之东。
这就要说到春秋前期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了。
这个时期，楚、秦、晋等诸侯国为了加强对兼并得来的地域和灭亡小国的控制，开始在自己的辖地设县，尤其是楚国最早，于楚文王元年（前689）就开始设县了。这个强大程度在当时仅次于秦国的大侯国，一边四处拓展自己的疆域，一边对新掠夺霸占而来的区域设置新县，实施强权统治，并重点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冲实施县制管理。而“庞”之所在，其地理位置更是得天独厚，南扼南粤之地，北通楚都要道。尽管杂处湘南地区的`越人秉承了先祖蚩尤、三苗剽悍不羁的尚武族性，对楚人入侵湘南领地曾进行过长时期的殊死抵抗，可终因楚国的过于强大而寡不敌众，只有无奈地成为楚国的臣民，当然，也有少数越人从湘南迁徙他乡。
其时，楚人进入湘南之后，“庞”就成了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如此富饶的鱼米之乡，楚国能不设县扼守把控吗？
因为楚国在湘南扼守着这么一块富庶之地，其它诸侯国就眼红起来，都想抢夺这块肥沃厚土。比如，齐威王就曾经派使者游说过越王，放弃讨伐齐国而攻打楚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是记载：越王无彊时，兴师伐齐。齐威王派使者游说越王放弃讨伐齐国而专攻楚国。齐国使者对越王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段话的意思是，雠、庞、长沙三邑为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出产木材的重要基地，只要越国控制了无假之关，这些地方就再也不能为楚国提供粮食和木材等物资了，而这些丰富的物产也就属于越国了。
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个最重要的年号，那就是，齐国使者游说越王无彊攻打楚国是公元前334年以前。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史实，“庞”至少在楚威王六年（前334）以前就是楚国的县治了。还有一个更确切的史实，“庞”不仅是楚国设立在湘南之地唯一的县治，更是楚国在湘南建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要塞。
楚人进入湘南后，成了这一带新的主宰，但越人并没有大量迁徙离散，而是成了本地居民的主要群体。原来相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由于庞县的设置，由于楚国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这片湘南沃土的生产和经济也相对有了更好的改善和推进，从而也为日趋繁荣的商贸活动奠定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湘江的最大支流耒水，更成了庞县在当时以水路为主的总要交通航道。当时的庞县，每天的商贸活动都异常的繁忙，楚国不得不在庞县设立税关，配置专门的官员负责稽核、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一个由农耕文化滋养壮大的地域，最终过渡为湘南衡阳耒水之滨、酃湖波涛中的一个商贸集镇。
如果想知道当时的庞县商贸到底繁荣到何种程度，只要看看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是怎么做生意的，你就能窥其一二。
那时候，时任楚国大司马的鄂君，不仅掌管着楚国的军政和军赋，还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官商”。他出去从事商贸活动，总是要随身携带着他的哥哥、楚怀王赐给他“鄂君启节”。这“鄂君启节”是一块专供鄂君进行商贸活动时使用的免税符节，用青铜铸就，有舟节、车节之分，上面都刻着错金铭文，载着进入汉水、长江、湘、资、沅、澧等水系及这些水系沿途所设的关卡地名。比如经湘水则是“入耒，庚鄙”。“入耒”即进入耒水；“庚”则是经过的意思，“鄙”就是酃湖一带的庞县辖地，也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衡阳江东酃湖町所设的酃县所辖之地。
现在，我们来看看公元前221年的中国。这时候，秦终于灭除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
后来，刘邦灭秦，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他将各地的郡国都分封给了自己子孙后裔。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按照当时的郡县制，长沙成为一个侯国，下辖今炎陵、茶陵、攸县、安仁、衡东等13个县。在确定衡阳县制时，刘氏后裔在衡阳东岸放眼耒水，眺望不远处南岳的巍峨俊秀，决定在此地建立自己的治所。尤其是看到酃湖那波光潋滟的湛蓝的湖水，那杨柳依依的水乡画境，那耒水相伴的泽国气象，遂将县治之地建在了这片楚国的庞县故地，借助庞县昔日的灵气，从“人杰地灵”中取一个与“灵”字谐音的县名，加上所选的地方通过画师画下来正好像一个篆体”酃“字，于是将县名定为酃县。
时光的流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浊浪泥沙的相互排挤而淤积不前。到了三国吴太平三年（258），会稽王孙亮将长沙郡国分为东西两郡，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湘东郡治地在衡阳酃湖町，郡治设在酃县县城。这就很有意思了，酃县，摇身一变，既是县治之所，又成了郡地之都，郡、县治所居然同在一城。
可是，好景不长，吴在衡阳设湘东郡的同时，又析酃县、烝阳县地置临烝县，并将治所设在现在的衡阳城西的湘江西岸。这样的历史变迁，使处于湘江东和湘江西岸的两座县城在发展中的优劣很快有了分晓。我们常说，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又是缺点。对于城市来说，在特殊、关键时刻，往往也同样具有这种辩证关系。不是吗？在古代，水路就是当时从事商贸运输最重要的路径，而酃县就独占了这种交通优势。然而，如果客观看待酃县，它的优势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又成了一大缺陷。由于酃县处于耒水流域的酃湖町冲击平原地带，只要发大水，就会受到洪水的冲击，而当时的防洪水利设施又是那么落后，所以，只要连日下雨，必遭洪灾危害。加上当时的战乱，除了水，就别无天险可倚，只要外敌入侵，城池必破无疑。而湘江西岸的临烝县却成了天然的后来者居上，它不仅凌驾于蒸水、耒水洣水之间，而且南北驿道也穿城而过，水路和陆路都四通八达，而且还被四周的群山环抱，易守而又难攻。这样的天生“宠儿“，也就注定了他茁壮成长的好运，这个晚酃县几百年意外“降生”的小城，一点一点地长大，最终长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湖南的重要城市——衡阳。
也正是源于如此强烈的反差，被酃湖喂养了600多年的酃县，像一个营养不良、严重贫血的老祖母一样奄奄一息，最终化作了一缕历史的青烟。
酃县死后，酃湖是否一度伤心和落寞呢？那么多情的酃湖，应该经历过与酃县生离死别的痛苦和忧伤，但她更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她的滋养和慈爱，因此，她坚韧地从失去酃县这位千年老友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并以更加绚丽的容颜，宽容大度地接纳着她的后裔们对她或合情合理或没完没了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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