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芋岁月散文
红芋在上海被称为“山芋”，而在其他地区则被称作“红薯”“红苕”“地瓜”“白薯”“白芋”，等等。实际它的官名应叫“番薯”，可能最早也是从外邦引进的吧。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曾有一场号召多吃山芋的运动。每条弄堂的墙上都贴着宣传画，宣传吃山芋的种种好处，山芋是家家配给定量，一斤粮票买七斤；而一斤只卖到三分钱。可谓便宜至极!可惜响应者并不踊跃。独有马路边的烘山芋确实甜香引人。我早上上学的时候，常常就去买来吃，觉得那味道甜、香、糯，实在妙不可言。就有刻薄的邻居说我：“将来就叫你去有山芋的地方过一辈子!”
这“预言”后来竟被言中了。一场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运动，轻轻巧巧地就把我卷到了红芋之乡淮北。初到淮北，正是七月。放眼大地，沟沟坎坎，满目苍翠，红芋秧子碧油油的，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到了秋天，割掉红芋秧子，从土里被犁出来的红芋一嘟噜一嘟噜的，红红的、亮亮的，空气中涌动着甜甜的气息。家家户户都分得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红芋。切成片的红芋干撒满田野。半夜阴了天，生产队的钟就“当当”地响起来，男女老少便又忙着起来拾红芋片，马灯在暗夜里一闪—闪，到处是呼“姐”唤“弟”的'声音。须知这可是人们一年的主要口粮啊!实际上真正好吃的还是麦茬红芋，这种红芋细长，色红，起出后密藏窖中，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出出汗，开春后食之真正是香甜爽口。我天生就应该是淮北人，对麦茬红芋从来没倒过胃口，真所谓食之不厌也!
初到淮北，见那么多红芋，知青们的最初反应就是惊喜，忙着用小刀削着生吃，农民们便看着发笑，说有一天叫你们吃个够，叫你们见了红芋就发愁!我下放那一年，红芋长势奇好，曾经挖出一个红芋，竟重达二十八斤半。县里也来人拍照，后来这红芋被人搬到家中当板凳坐了一个冬天。
生产队有个老人叫金有银，他教我许多关于红芋的知识。比如，红芋可蒸酒；可制淀粉；淀粉则能制成细粉、粉皮；红芋渣是喂猪的好饲料等。经过霜打的红芋秧子变成深黑色，把它和豆腐、红芋在一起煮，便成为一种叫作“懒豆腐”的主食。金有银老汉对淮北红芋做的细粉最看不顺眼，说是太蠢、太笨。他说，搞成二两一小包，半斤一小包，拿到南方去卖，保证赚钱。
一次，生产队的仓库里突然少了五十斤红芋干，保管员硬说是金有银某月某日支去喂猪了，而老汉偏又不承认，双方都没有证据，便吵得云天雾地。我在麦场里召开社员会，让大伙公断，但谁也说不出个办法来。于是两人都跪在地上磕头赌誓。那头磕在地上，“梆梆’地响，令我至今想来都感到心惊肉跳。后来始终也没弄清五十斤红芋干是如何少的。
今天的淮北很少见红芋了，农民们富起来，一麦一稻成了主粮。现在一代的淮北人，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尝鲜品或改变膳食结构来认识了。前些日子，有一批上海知青重返淮北农村，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红芋，每个知青都要一个，带回上海作纪念，引发围观的农民一片笑声。在这欢笑声中，我听出了淮北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喜悦，同时，也为红芋的经济价值没有被淮北人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而感到些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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