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表哥的散文
表哥来我家的时候，正闹地震。父亲在门外场地上搭起了一个“抗震棚”，就是用几根刺槐木棍子撑起一块油布，上面再苫些茅草就成了。夜里，表哥和父亲、哥哥睡抗震棚，我和母亲、妹妹睡在屋子里。准备着一旦有情况，他们好随时叫醒我们。
17岁的表哥初中毕业，被送到郊区农村当知青。这些“末代知青”们，感到生活苦燥，前途渺茫，于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经常惹事生非。舅舅怕表哥学坏，就把他送回老家，让他给跟上我父亲学木匠。
表哥这徒弟当的还算称职。每天早上，他背着木匠家伙，和父亲一起到邻村去干活。拉大锯，刨木头，凿榫眼，除了不让他使唤锛子以外，其它的活都干。只是表哥瘦高，长胳膊长腿显得有点吊儿郞当。
没有活干的时候，表哥就在村子里玩。他和一群男孩子，到竹园里捉斑鸠，到崖头上逮毛哥狸，还爬到树上逮猫头鹰。一次，放羊的小伍子送给表哥一只猫头鹰，表哥把猫头鹰架在肩膀上，到处晃悠。他给猫头鹰吃老鼠，喂它喝水。但失去自由的猫头鹰，一星期后还是死去了，表哥很伤心。
秋天核桃熟了，表哥干活回来，顺路摘了许多。没有东西装，他就把长裤脱掉，两头一扎，装了两裤腿扛回来了。母亲见状，连声说：“好娃子呀，可再不敢了啊？让队长看见了，不把你绑到树上才算哩！”表哥一伸舌头，说：“没事，他撵不上我。”有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做饭，表哥跑进去，变戏法似的从腰里掏出两穗嫩玉米，说：“大姑，给我煮煮吃！”母亲又是一番劝说：“可再不敢了啊？”
干活的时候，表哥绘声绘色给父亲讲他们在城里调皮捣蛋的事。他说，有一次，一个老乡用自行车推着菜进城卖，下坡的时候，菜掉了。他和一群孩子大喊，但老乡就是刹不住车。原来他的车连闸皮也掉了。孩子们拾起闸皮，一看闸皮都磨光了，追上去连声喊，“乡下老闸皮，乡下老闸皮！”以后他们见了农村人，都喊“乡下老闸皮”。
城里来的表哥，让我在女伴面前很自豪。谈起他的时候，心里就窃窃的，喜喜的。
父亲对表哥的评论是“聪明异常，顽劣异常”。他说如果表哥走正道，干什么都能成，如果学坏了，也是不得了的事。父亲就对表哥言传身教，进行一些乡村木匠式的朴素教育。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富不过三代”，“学会手艺不压人”“自食其力”等等。好在表哥很听话，他对我父亲的话都很听。
我暗暗喜欢表哥，但表哥是男孩子。男孩子轻易不和女孩子一块玩。他只和哥哥玩，和村里的男孩子玩，他只和父亲说这说那。
深秋季节，外面下着雨。表哥、父亲他们坐在抗震棚里谈天说地，天南海北，讲许多故事。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听到可笑之处，他们在那里大笑，我一个人在一边悄悄笑。那年的雨特别多，外面大下，棚子里小下。嘀嘀嗒嗒的雨声伴着里面的笑语喧哗，让我感到这个深秋很温暖。
星期天，我们一群女孩子在麦场里学自行车。表哥也去了，他骑车的姿式很潇洒。开始是一手握把，后来干脆两手大撒把，在麦场里骑几圈都不倒。眼看要倒了，他两条长腿往地上一撑，车子就支住了。把我们羡慕得要死。
表哥是城里来的，表哥的个子很高，比村里同令的男孩子都高，表哥见多识广，表哥说普通话，这一切都是我所没有的，在他面前我感到有点自卑。
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我很羞涩地对他说，“我将来要写书，要当作家。”我比表哥学习好，这是我唯一的`长处。但表哥对写书好象不感兴趣，他点点头，说了一声“可以”，就去逮蜻蜓了。过后我就觉得有点吹大话，见了他很不好意思。
一年后，表哥被招工回城。表哥走后，我有点失落。
以后的岁月，各自长大，彼此很少见面。只是从经常回老家探亲的舅舅口中得知，表哥娶媳妇了，表哥的工厂倒闭了，表哥不满足跟上舅舅干模具加工，他自己出来开公司了，表哥当人大代表了，还有他的许多轶闻趣事。
时间到了2000年，我家遭遇一场官司。我丈夫由于写批评文章得罪了县委书记，被捕入狱。由于县委书记的干扰，市中院不敢决断，案子一波三折，几次请示到省高院。接近年关的时候，一个好心人透露消息说，省高院第二天就要开审委会研究了，让我赶快到省会，找着某某某，并把此人的电话告诉我。我一听心急如焚，但省城离这里三、四百公里，我一时赶不到。怎么办？情急之下，我赶快给表哥打了电话。表哥很忙，当时他的公司草创未就，一应事务都要他一个人跑。他的黑提包里时常装着两部手机，往往是一部接着，另一部又响起来，或者两部同时响。时间对于他来说，非常金贵。打电话的时候，听声音，表哥正在酒店里，人声嘈杂。我简单把情况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人家告诉我要怎么怎么。表哥说，“好了，你把电话给我就行了，下面的事我知道怎么办。”
当晚表哥就和那人接上头，并请人家喝茶。第二天一早，我赶到省城，表哥又带我去给人家送材料，他让我和那人上楼，他自己又下去给人家买了好多礼物。随后我们去找那人介绍的律师。律师要价很高，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有点犹豫不决。表哥把我叫到一边说：“没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救人要紧，这件事我做主了。”当我拿出仅有的2000元钱时，表哥推过我说，“把钱装起来吧，你还要过日子呢。”他拉开包，替我交上了一万多元的律师费。回来的路上，表哥说，前一天接到我电话时，他脱不离身，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朋友在下午五点银行下班之前，替他取出两万元准备着。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表哥说，“咱们兄妹之间，不要说这客气话。你哥好赖还能拿得出，如果你哥是个下岗工人，不是想帮你也帮不成吗？”我说，“那我缓过来了还你。”表哥说，“你打官司花了不少钱，就不要再提这事了。以后你如果经济十分宽裕了，想还也可以。经济不行，就不要再说了。”表哥的义举，让我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感到一丝温暖和安慰。
后来县委书记又派人到省高院活动，要求维持原判，并请市中院院长到省高院说情。由于县委书记的极力阻挠，事情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表哥的这次帮忙为后来的平反昭雪奠定了基础。丈夫出来后，两次到省城看表哥，他对表哥的印象很好，连声说，“表哥可以，豪爽大气，是个干大事的人！”
一晃六七年没有见表哥了。这次到省城开会，我抽空去看望舅舅。
表哥听说我来了，就赶快驾车过来了。见到表哥，我还是有一点小时候的羞怯，自卑。但一搭话，隔膜马上就没有了。表哥穿着一件带红条的半袖衫，看起来容光焕发。我们聊分别后的情况，聊老家的人和事，谈论省城的变化等，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表哥坐在沙发的一边，我坐在沙发的另一边的凳子上，距离有点远。但如果我坐到沙发上，距离又有点近。我们就这样坐着，谈论着，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最后表哥送我回宾馆。在路上，我说，“好好干，姊妹几个都靠你庇护呢。”表哥说，“那是。”我说，“父母年龄大了，和咱们的角色来了一个转换，以前是他们在保护我们，现在轮着我们保护他们了。”表哥说，“那是。”虽然还是有一点窃窃的，喜喜的感觉，但更多的是亲切，是随意。
也许，我们年龄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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