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过逝的压岁钱散文
昨晚，陪父亲一起看电视。因父亲他睡得早，八点左右就上床。他所看的电视节目，除了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然后就是本市的新闻（温岭新闻）。
大年初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是最最可想而知的洋洋喜庆。只见那准时开始的新闻联播，热热闹闹地汇映着各地的节日盛况。主持人所说的开场白，在介绍大年初一这一日的传统习俗时，将分发压岁钱列为其中一个具体的项目。令我和父亲甚感诧异。
诚然，分发压岁钱，的的确确，是过年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但是，压岁钱，顾名思义，是要压着度岁、过年的钱。如果，它在大年初一分发，那么，它是压不了岁的。大年初一已是新年的第一日，从这日开始压岁，岂不是要等到明年今日才算压过了岁！
其实，传统的压岁钱，是在除夕那日分发。
我很清晰地记得，在孩提时代（三十多年前），到了除夕那日的下午，一双眼睛总是很殷勤而频繁地盯住我的爷爷，等着他老人家踱到堂屋门前，在一张事先早已不知何时被放在那里的椅子上落座，我所盼望的那个时刻便宣告来临。跟我同一辈份的堂兄（结婚了的除外）、堂弟们，也都是与我有着同样的盼望，于此得遂。我们就挨个儿的在爷爷膝前跪下，连跪三次，起身之时，手上就捏住了从爷爷手里递出的一元二角或二元二角的一份压岁钱。
爷爷有四个儿子（我有三个伯父），将近二十个孙男孙女。他老人家至少要用四五个月乃至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凭着劳动所得，攒足那笔压岁钱。当他攒足了，会比此前的日子轻松了些，然后，跟一些老人聊天时，面色怡然地说他今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父亲给我的压岁钱，一般都比爷爷给我的多了一些。爷爷若给一元二角，父亲就给一元五角。最多的那次，也是最后一次，好像在我十六或十七岁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父亲给了我和哥、姐每人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当时人民币分角元各种面值的一整套。
父亲回忆说他的小时候（七十年前），几乎每一个除夕，他从他的爷爷以及父亲那里领了压岁钱之后，就要忙着去发压岁钱，这是我的爷爷交给他的'任务。那任务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将一片一片的千张，放在所有家具以及各种器具、工具上面，橱、柜、箱、锄头、钉耙、扁担、畚箕等等，一样器具一片千张。那些器具，从发了压岁钱（放上了一片千张）之后，要等到正月初四，才会受到重新起用。
腊月除夕和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日四夜，是度岁和过年。压岁钱，乃是度岁之前发下，过年之后才可以用。否则，它就不是压岁的
我父亲所认知的压岁钱，并非只是阳世的钱币，它还包括属于冥币的千张纸钱。我所认知的压岁钱，已是纯属钱币。如果，再将压岁钱移到正月初一。那么，我们岂不是要从二零一三年的春节开始，使压岁钱的概念更加离谱地有名失实！
传统的压岁钱，并非现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的礼金、红包。过年，也不是如同近三五十年来的做法。传统的过年，最最需要计划经济。所谓的“年货”，即是服务于这份计划经济。
大年三十夜（除夕），在鞭炮声中，送土地爷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进行述职汇报。到了正月初三晚上，又在鞭炮声中，迎接土地爷回到地上。在土地爷离地期间，人类的屎尿不许接触土地，停止一切在地面上进行的劳动，人间不可动刀。菜刀被搁置了，三日之内要吃的菜，都是被洗了、切好了的。为了充足而无意外地准备好这三日所需的饭菜以及点心、零食，方才产生了年货，必需在大年三十夜晚之前备齐。
因为停止了一切生产劳动，所以要给一切器具分发压岁钱。而钱，在传统的概念中，它不仅是钱币，更多的是人类对富裕的向往，以及对能够帮助人们致富之器物的尊重。压岁钱分发给各种家具、器具之时，每户人家，都是通过这个举动向那些器物示敬，也由此达成了“钱多多”。只有钱多多了，人们才会心安理得地停止一切劳动，进行普天同庆的享乐。
父亲跟我说起了去世已近三十年的我的五伯公（我爷爷的兄弟姐妹共有六个，爷爷是老六，五伯公是老五）的往事。有一年（民国初期），五伯公认为过年的一连三日不干活，太虚耗时光了，就带着他能带领的几个人，撑着船只，去河里下网捕鱼。这个类属于渔业劳动的事儿，应当是跟土地爷的关系不大，跟海龙王的关系大些。似乎，土地爷的权力，远远不如海龙王。土地爷是怕雨的，正月初三晚上放鞭炮迎接土地爷从天上归地之时，不管有没有下雨，都要撑着雨伞去迎。尽管，出船网鱼是否触犯海龙王尚须进一步考论，但已触犯了传统的过年不事劳作的禁忌。于是，宗族之人表示反对，等五伯公那几人网鱼回来，宗族之人将那船只砸坏，五伯公为之不服，经过公堂（每一宗族的大宗祠堂，俗称大公堂）处理，这个经济损失由五伯公一人承担。
或许，五伯公正月初四之前去网鱼的举动，很有革命意义；至少，是移风易俗的。有趣的是，他以勤劳而致富（从父母分给他的二亩田地起家，发展到七八十亩），在土改之时，被高喊“革命”的人们评为“地主”，差点挨枪毙（被我爷爷等人经过三次请求方才享了好几年的牢狱之灾）。我家所在的这个至今已有千二百多人的村子，在历史上，一共有过五位“地主”，分二次评选，第一次是按照土改政策，评出了三个，五伯公榜上有名；第二次，增加了具有剥削因素的二个，一是主管公堂者，二是主管学堂者。至今去看当年的那些“地主”，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到五伯公，他对我笑脸相迎，但过了几分钟，他就皱起眉头板起脸，然后赶我走。他甚至会捉起那根抓手之处有着五个光溜溜指痕的木棍顿在地上，以威逼的方式要我（以及与我同龄的孩子们）回家去。他怕他的“地主”身份，会给我带来那个时代的“革命”式的批判。我所记住的他那根很坚实的木棍，他说是为了提防“狗头虎”（狼）而置备的。因为，他住在几乎受到全村之人不予理睬的孤独房子之中！曾经的饥荒时期使“狗头虎”奔袭于平原村野之间！
小孩子们在过年之时还有另一项进账：拜岁钱。是正月初四至正月十五期间，跟着父母去亲戚家拜岁，会从外公、舅父、姨父那里获得拜岁钱。
拜岁钱与压岁钱已经很让现在的人们混淆起来，分不清具体概念。但只要是过来人，都是知道的，以正月初一至初三的过年（春节）为界，压岁钱是在年前，拜岁钱是在节后。
拜岁，是要送礼的。小孩子对长辈致以跪拜之礼，长辈给小孩子以红包作为回礼。
送礼，对现在的人们来说，绝对是一项很大的破费。但在以前，它并无多大虚耗。因为，礼包是可以租用的。例如，甲方向乙方拜岁，去小店里租个包好了的礼包，再买两根甘蔗或几斤荸荠之类的水果，成为“果子包”，送给乙方。乙方虽然接受了“果子包”，却只会享用甘蔗或荸荠之类的果子。隔了一日或几日，乙方向甲方回拜时，也要以“果子包”回馈甲方，于是，那个礼包就可以由甲方还给小店。
以前民间过年过节招待亲戚朋友的菜肴，也跟礼包一样，是可以租借的。例如，甲方来了亲戚，没有体面的鱼肉，就向乙方租借了二三盘鱼肉，摆在餐桌上招待亲戚。亲戚是客，甲方是主，客随主便，这不仅是一种礼数，也讲究于餐桌之上。如果甲方嘴上客气地对亲戚说“请随便吃”，却不将筷子伸入装着鱼肉的盘子里，亲戚一般都是跟着甲方夹点蔬菜吃吃，不会主动去吃鱼肉。同样如此，甲方去亲戚家，也是不会随便去吃鱼肉的。
七十多年前，我家之村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所四合院，住着分为三户的三兄弟，他们只要来了亲戚朋友，就会烧上一盘有着两条鲫鱼的好菜摆到桌上。三兄弟老大家中新客（刚联姻的亲家）过来拜岁，老大也是烧上了这道好菜。那盘中鲫鱼上面放着喷香的葱、蒜，令新客筷不自禁的伸入盘中，却夹不出鱼肉，将筷子用上些力气去戳，竟弄翻了两条鲫鱼，翻过来了的鱼的背面，赫然刻着“三户共用”四字（之所以刻上这四字，是防止共用之鱼被某户独占）。原来，那鲫鱼是用木头雕刻的。这对现在人们来说，完全是个大笑话。
不过，我想，我们这些在二十一世纪生存着的人们，应当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吃喝情况。那时，即使请了工匠师傅来搞建筑或做家具，每餐招待师傅，必有鱼肉，但那鱼肉会原样不动的到了工事将要结束时，工匠们方才在工头的筷子戳入鱼或肉之后，开始享用那盘鱼或肉。如果，在工事刚开始时就吃鱼肉，那么，工匠就会获得两种结果：一是不得好评，从此没人甘愿请他们去干活；二是会被雇主辞退。因为，普通百姓，哪能供得起餐餐要吃鱼肉的工匠！
总的来说，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旧社会”和“新社会”，民众的衣食生活方面并无多少变化。乡村之间的过年过节，只会是有点鸡鸭鱼肉可吃而绝不可大肆饕餮。较为普遍地吃好穿好，乃至大鱼大肉、肉山鱼海，并特出于山珍海味、燕窝虫草，是近十多年来的发展。
我与父亲对三十多年之前的回顾，被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大年初一发压岁钱”引起。使我再现了我的童年，没有几件玩具，没有多少零食。从爷爷、父亲手上接到的压岁钱，外公、舅父、姨父手上接到的拜岁钱，往往是被上街去看连环画的租金给消费掉！
细细核计，我十多年的从儿童至少年，总共接受了将近一百元的压岁钱。它不会超过百元。它留给我的记忆，以及记得起的拥有了压岁钱时的喜悦，绝非一百个一百元所能赎回！
过往的一切，都已逝去！未逝的，只能是流连于回忆！我可以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百元币，让它确切现实地在眼皮下被手指弄得刮刮响，但已记不起了昔日的压岁钱曾经在我手中有过啥样的声响！而记忆中的往事，一幕幕的翻开，犹如一本无声的穆然的连环画，它并非被我拥有，而是租给我看的，以三十年的时光为租金！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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