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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是我心中一盏灯散文

时间:2021-03-17 17:42:19 散文杂文 我要投稿

你永远是我心中一盏灯散文

  一直想给邢老师写一篇像样的文字,却总因为诸多的原委,没有去完成。尽管多次在自己回忆录一类的作品中,出现过邢老师,却实在仅是寥寥数语,无法展示邢思忠老师的全貌。今天,我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认真写一篇记,去记我真正意义的启蒙老师邢思忠先生。因为你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灯。

你永远是我心中一盏灯散文

  邢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

  从读小学开始,我在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换了两所小学。第一所小学位于京西,是一所属于部队大院子弟的小学。因为京师的大部分三军首脑机构的大院,多集中在复兴门外,军事博物馆向西,那段复兴路上。那一带有所西翠路子弟小学,我的一年级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

  我是1956年初,或者是55年底,随着母亲举家北上,由上海迁徙至京。父亲则已经在数年前,由驻扎在上海近郊的松江军分区的部队上,调任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这所学院在复兴西路上,所以,我们一到京城的家,就在那里。

  记得至京不久,我已经到上学年龄,便是就读西翠路子弟小学。三姐大我三岁,也在这个学校读书,由她负责,带上我一起去上学。其实,我们是可以坐父亲的车去的,各个大院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父母派车送去。一般不会自己去,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父母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去送孩子上学。送孩子的多数是家里长辈,亦,或是保媒、勤务、警卫、司机。每天出门的时候,必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恭恭敬敬。西翠路子弟小学的大门外面,每天上学放学的时段,总是排满各种轿车和吉普车。那时候很少看见国产车,大多是进口车。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车,成为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相互攀比的工具。因为这些车,统统姓“公”,车的级别,就是孩子们用来炫耀老子官阶的武器。

  因为父亲始终不同意派车送我们上学,我曾经和他大闹一回。因为只有我,是和姐姐走到学校去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将军。同学们都在取笑,说我的爸爸是“没有小汽车坐的假将军”。父亲却很严肃地对我说:“车是公家派给我工作的,不是私车。我不能用公车送儿女上学。”我振振有词地反驳:“所有同学的车,都是公车。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可以?”父亲回答更简单。“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于是,我从来没有乘坐过父母亲的公车去上学。直到父亲离休,也极少见到他用分派给他的公车办自己的事情。

  每天只要一放学,就是我的自由天地。三姐放学比我晚很多,我就是等她一起回家,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脱控。于是,周围建筑工地的砖垛子,黄沙堆,成了我最美妙的天堂。我常常会在这些地方玩得“乐不思蜀”,结果直到天黑才想起回家。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不是缺了一只鞋,就是丢了一双袜子,甚至连书包一起忘记在外面。最为恶劣的是,我因为长得快,小时候个子比较高大。于是,专门喜欢动不动拔出小拳头,经常把同学打得鼻青脸肿。从一年级就成了一名“问题儿童。”

  二年级的下学期,母亲单位分到了临时住房。在京东的酒仙桥地区,一个叫驼房营的城乡结合部,母亲所在的电子管厂,修建了一大批职工家属住房。母亲把家由京西迁至京东,这样她就不必整天在北京城里穿行了,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孩子们身上。其实即便如此,母亲给予我们的时间还是十分有限。她实在是太忙了,他是北京电子管厂厂办主任,兼厂部党支部书记,太多的思想和人事工作等待她处理。

  我随着居家东移,转学至驼房营小学读书。

  在这所学校的一年半时间,是我在童年时段最顽劣的一段时间。所有那个年龄段,男孩子可能的顽皮、恶作剧,几乎没有哪一件没有做了。不如,抓只麻雀带到学校,居然放了出来,惹得满教室的同学们都在上课的时候追麻雀。还有,把一条活蛇吊在黑板上,吓得上课的女老师,狼狈地逃出教室,去教导处告状。用橡皮筋弹弓枪,差一点打瞎同学的眼睛。学电影《飞刀华》,在玩飞刀的时候,几乎扎到同学身上。当然还有上学的时候,迟到、旷课、早退,等等、等等。完全成为一个问题儿童,离开送去儿童教养院只有一步之遥。学校老师三天两头找到家里告状,要求家长配合教育。

  就在这种状态下,母亲第三次给我办了转学手续,将我转到了离家比较近,教学质量也好得多的酒仙桥中学小学。那是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1961年的夏天。

  暑假一过到新学校去报到的第一天,破天荒是母亲亲自送我去学校。

  从我开始上学起,母亲从来没有送过我上学。当然,之后也没有过。不过,我也一点没有抱怨过。我从小非常独立,最不愿意被人管,被大人送去上学给我的感觉,就是被人押送,失去了在上学路上,那种小鸟自由飞翔般的快乐。

  我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走在母亲的身边。看见身边不断有爸爸妈妈,领着上学的孩子们走过。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几乎都穿着崭新的蓝白队服,在他们雪白的衬衫上,飘扬这鲜红的领巾。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挫败感,不由得垂下头来。

  母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主动弯下腰,轻声对我说:“妈妈相信,你到了这所新学校,很快也会戴上红领巾。”

  我抬起头,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很自信的笑容,在那慈爱的笑容里,充满对自己儿子的信任。我也笑了,也是很自信的笑,我用笑容告诉妈妈,她的儿子一定会很棒!

  走到学校大门口,母亲领着我,走向站在大门旁边的一位男老师。那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他有一张长方型的脸,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很挺拔,大约有一米75米的身高,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脖子上也有一条鲜红的领巾。他也穿着少先队队服,这是说明,他不仅是老师,而且还是一名少先队的辅导员。他就是四年级二班的邢思忠老师。

  邢老师看见母亲领着我走过来,便笑着迎上来,对母亲说:“马主任,这就是您的大儿子吧?”

  母亲也笑着把我的手领向邢老师,说:“是的,邢老师,他就是我和您说起的晓燕,我的大儿子。邢老师,我就把他交给您了。这孩子聪明,可就是太顽劣,到现在还没有入队,要教您费心了。不过我相信他,也相信您。他一定会转变的。”

  邢老师从母亲手中,把我接过去,另一只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您放心吧。我是一名教师,教育孩子们,是我的天职。而且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一定会非常出色!”

  从那天起,我成了邢思忠老师的学生。那一天是1961年9月1日,这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日子。

  邢老师把我领进了酒仙桥中心小学二楼的四年级二班教室。教室里已经来了很多同学,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到了学校。因为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很兴奋,整个教室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当大家看见邢老师领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忽然安静下来,每一个孩子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一个新来的同学。在这一瞬间,我过去那种在学校里的霸气,竟会荡然无存。因为我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座位上的同学胸前,都飘扬这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而我的胸前,却是空荡荡的。

  我正要垂下头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被邢老师握住的那只手上,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男人的力量。那是邢老师在给我鼓励和勇气,我不由抬起头来,望着他的那双眼睛。邢老师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鼓励。我毫不犹豫昂起头,面对这全部所有陌生的同学,就这样站在教室前面。我感觉得到,身旁邢老师那满意的微笑。

  “同学们,我们班级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叫严晓燕,是从其他学校转学来的。严晓燕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善于动脑筋的同学,他的动手能力非常出色。正好我们班原来的劳动委员李华同学,转学了。我们现在就请新同学严晓燕,来担任班级劳动委员,大家说好不好?”

  邢思忠老师的普通话非常标准,语音和语调也把握得非常准确。他这番话让我震惊,他让我这个新来的学生;一个皮大王、问题儿童;一个到了四年级,还不是少先队员的“白丁”,担任班委?我不会听错了吧?我,懵了。耳边突然响起同学们响亮的掌声,他们用自己热情的掌声,接受了邢老师这个提议。

  就这样,我这个浑身长刺的问题儿童,居然在一个新学校,成了一个小班干部。

  当天,放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同学非常认真地打扫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记得,我在西翠路和驼房营,读书的三年里,几乎没有做过一天值日。每当轮到我做值日生的那一天,我总有各种办法不去打扫卫生做值日。其中最简单一种,就是依仗自己霸主的地位,随便找来一个同学代工。

  放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到处去玩,第一次还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回到家里。

  好婆看见我怎么早回家,而且这样干净整齐,好生奇怪。她一边帮我拿下书包,一边紧张地问我。

  “晓燕,你哪里不舒服啊?快告诉好婆。”

  我笑着摇摇头,回答:“没有啊。我没有不舒服。”

  好婆很不放心,摸摸我的头,又摸摸自己头,又问:“你没有不舒服?怎么会这么早回家?不在外面玩?”

  我一边拿出书本,准备做作业,一边回答她,“从今天开始,我放学就回家,不在外面玩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班干部了,我要做个三好学生,我要入队!”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着好婆的话。

  好婆笑起来,笑得好开心,那笑容就像盛开的菊花。她大声对着屋子里其他人说:“我们晓燕要学好了!”

  屋子其他大人,还有姐姐们一起笑起来,她们用笑声给了我鼓励。

  等母亲很晚回到家里,每个人告诉她的第一件事,都是一样的,家里的皮大王,今天干干净净按时回到家里就做功课。因为他要入队,要做个三好学生。

  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可是在朦胧的梦里,我看见妈妈站在床前,静静望着我笑。

  在邢思忠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我飞快地成长起来。四年级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戴上红领巾。第二个学期,我的'胳膊上多了一个小队长的符号。学年成绩闯进了班级前三名,第一次被评选为三好学生。

  我记得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邢思忠老师专门把我留下,很认真地和我说了许多话。他告诉我,在我转学到这里前,母亲专门到学校来,找了校长和邢老师。因为转学的材料里,我是问题儿童。校长本不愿意接受我这样的孩子,是邢老师拿回去仔细看了我的材料,主动找到校长表示,愿意接受我。邢思忠老师竟然给校长立下一份“军令状”,他要在一年之内,让我这个问题儿童,成为名符其实的三好学生。

  听完邢老师这番话,我哭了。我扑进邢老师怀里嚎啕大哭,邢老师搂住我,笑着说:“哭什么?你做得很好。我没有看错。你果然是除非有天赋的孩子。是你,让我的因人施教的方法得到印证。邢老师也要感谢你哦。”

  邢老师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了很多。就从那天起,我改变了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我也要做一名人民教师,做一个像邢老师那样棒的好老师。

  我的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那样莫名其妙的顽劣,而是开始把聪明用到正经地方。我会用自己的木工本领,修理班级的桌椅,参加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学会了安装矿石收音机,以后又学会自己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全年级的前三名。五年级被选为中队委员,六年级成为大队学习委员。四至六年级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我的科技作品半导体收音机被选送北京市,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爱科技、学科技大赛,并获得二等奖。作品被北京市少年宫收藏,北京日报特作了专访,并刊登在第二天的首页上。在北京市少年象棋和围棋大赛中,分别获得第四和第五名好成绩,真的成为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在这三年里,邢思忠老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每当我取得一丝一毫的成绩,都会得到邢老师及时的鼓励。同样的,我的每一个细微的不足,一点一滴的缺陷、退步,也会被邢老师及时发现,然后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帮助我去认识。可以说,我能取得成绩,离不开邢老师的教育和帮助。我从内心感激他在我身上花费的精力。

  小学毕业以后,我升入初中,邢思忠老师,没有因为我已经毕业,就不再关心我。恰恰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成长,就像我还是他的学生一样。

  记得我升入中学后地第一年,还是被选入大队委员会,和在小学是一样,担任学习委员。可在第二年,却改选为大队旗手。邢老师竟然以为这个问题把我找去,非常严厉地批评我。我被他劈头盖脸的批评搞得很莫名,等他脾气发过之后,小心翼翼问他要给理由。他说,一定是我的学习成绩退步了,所以才不再担任学习委员。我心里好委屈,也不敢和他顶撞。他的女朋友,我们中学的大队辅导员于老师,恰好来找他,忍不住笑着责备他,说他简直有点不可理喻,把我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于老师说我的成绩一点没有退步,改选我担任大队旗手,是因为我的形象好,身高也合适,完全和其他没有关系。邢老师这才放心下来。

  还有一次,他从于老师那里得知,我的成绩排名没有获得第一名,非常奇怪,居然去学校查看了我的每一份试卷。然后让于老师带信,把我找到他宿舍。我走进宿舍,看见写字台上铺满了我的各科考试的试卷,心里已经明白了,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等着挨批评。邢老师却和颜悦色地指着那些莫名其妙,不应该的失误,问我,真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吗?

  我老老实实承认不是。他又说,是不是因为韩留香?我满脸绯红,连忙解释自己并没有与韩留香有事情什么发生,只是因为看出她比我更加重视自己成绩地方排名,想让她得个第一回开心一点。邢老师笑起来,他答应为我保守秘密,但是,我也要保证,下一次还给他一个满堂红。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下一次考试中,我和韩留香双双获得各科考试满堂红的成绩,并列了年纪第一名。邢思忠老师乐坏了,他让于老师把我们两个一起叫到宿舍,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了一顿饭,来犒劳我们这两个,他当年的好学生。

  直到我离开北京之前,一直保持着与邢思忠老师的联系,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文革开始以后,我非常担心邢老师,因为他是那样一位刚直不阿的人,对学生又是一贯十分严厉,有时候的要求,甚至是苛刻的。邢思忠老师的性格,让我隐隐为他担忧。

  那时,我不仅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宁夏,家也已经搬离了酒仙桥地区。母亲调动工作,由北京电子管厂调到了第四机械工业部情报所,我的家再一次由东向西迁移,搬到了公主坟。当时各方面情况都很混乱,我数次返京都没有得到邢老师的消息。

  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我很偶然在大街上遇到一位初中时代的同学,他叫姜维勇。从他那里得知,邢老师在当年,被一群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打断了双腿。那时候,邢老师刚刚新婚不久,于老师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还剩下一口气……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得知消息,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医院表示,他们不敢留下他住院,担心医院会为此遭到报复。具体去向,医院也不清楚。同学们经过多方打探,才辗转得知,邢思忠老师被于老师,带回了河北老家,勉强在一家县级小医院接好了双腿,只是再也不能离开双拐了。同学们没有得到具体的地址,从此就没有了邢老师的任何消息了。

  那天,我独自在外面徘徊了很久,少年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再现,每一幕都有邢老师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又是很多年过去,我终于如愿以偿在文革后的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师范大学。我终于可以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做一个像邢思忠老师一样的人。

  当我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引路人,我心中那盏永远的明灯——邢思忠老师。

  1981年,我正式成为人民教师之后,终于得到了邢思忠老师的确切消息。邢老师三年前病逝于河北正定。在他双腿基本恢复健康之后,拄着拐杖,又在一所农村的小学讲台上奋斗了十年!

  我的邢老师,离开人世已经30多年。但是,我相信您永远活在每一个学生的心里。在我们这些你教过的学生心中,您永远是一盏照耀我们前进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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