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北大的边上抒情散文
散步到北京大学东门，与陈跃红老师握别，望着外面的滚滚红尘，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
当年争强好胜的心已经似乎沉到脚背上去，我怎么拽怎么提也无济于事。
与人分手，我有走几步回头张望的习惯，可是我回过头的时候四周都是汹汹的人群，惟独不见陈跃红。咫尺天涯的感觉陡然增添了我莫名其妙的累，或者说是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几乎是漫无目的地走到北大东门的报刊亭边上，鬼使神差的买了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贵州专辑。坐进出租车，那些浅浅的文字，那些跟记忆中毫无差别的图画，丝毫没有钩起我对故乡的怀念，甚至当我在其间夹带的地图上找到老家“仁和”这两个字，也就只是那么一瞬，我的心连同我的手指都一晃而过。我木木然望着窗外，这是秋天的北京，而北大只剩下逸夫楼的一个红角了。
在勺园的韩国菜馆里干完最后的半杯啤酒，我想到未名湖边上走一圈，跃红说他下午三点钟才有事，乐意陪我走走。我们一行五人（在日喀则当市长的龙飞，从北大荒过来的屹磊，念完博士不愿回哈尔滨就在北大漂着的老刘）走到网球场边，龙飞他们想去清华见见老朋友，我请路过的同学为我们留了一张合影，我和跃红先行离开了。
我在未名湖边上装模作样哀怨的那些日子，我在北大的酒桌上白眼青天的那些日子，我和跃红却没有见过面。按照我的估计，我是惟一在北大混了一年多的光阴而没有听过一次讲座的边缘人。这是原因之一。（我们走到中文系的幽静的小院门口，跃红说，你来北大看我，心里特别高兴。一个人在北京没事的时候，过来聊天喝酒，我们系里经常做一些讲座，前几天刚刚送走残雪和史铁生，这样的聚会你感兴趣吗？我违心的回答他感兴趣。）原因之二在于那些日子我忙于应付杂志社的种种事端，身在未名湖边上，心却飞得老远。就像我在埃德加斯诺衣冠冢前写的那些上句接不了下句的诗歌，除了自己，它没有感动身边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我于是常常这样认为，心和身体分离的时候，什么都是远的，不要说那么点脆弱的老乡之情了。
我们顺着图书馆的边上往东走，跃红一路上和熟人打招呼说话，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我也得以断断续续的知道，跃红的夫人在昌平那边的分校做事，儿子在四川大学念书。不知怎么我们突然聊到这次来中国美术馆展览的印象派画展，跃红问我去看没有，我说没有。跃红说，应该去看看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在面前，怎么说都有意思。我在法国的'时候，去看过很多次。罗浮宫啊，也是人头攒动。他们是允许照相的，只要不装闪光灯。有些雕塑作品，原则上不让触摸，但管理人员不在身边，我还是偷偷摸一摸。我说，我在王府井差不多快一年了，美术馆一次也没去过。这次画展我好几次走到美术馆门口，都退了回来，我讨厌人多，我讨厌长长的队伍，讨厌那种浮在人脸上的艺术。过些天人少点我再去。是莫奈的原作吗？我听人说可能是赝品。跃红说，法国政府不会这么小气。再说，在巴黎，这样的美术作品，多的是，除了几幅特别惹眼的以外，他们对公众的开放程度是很高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玄。我说，这个中法文化年啊，想想我们去年在巴黎街头上演的那些杂耍，看看人家来中国玩的，不傻眼都不行。低下头我私自想也许是中国符号太多，要端出代表中国文化的，可真不容易。
我们走到图书馆门口，跃红跟系上的一个同事说话，我望着银杏鹅黄的叶子，老是觉得眼生，去年，或者更早一些的日子，我居然只认为银杏一年四季都是满眼的绿呢。
跃红和瘦瘦的女人谈完话，我们继续不紧不慢的往东门走。有意思的是，跃红说，阿布，我给你介绍一些外国朋友，大多是写小说的，多和他们交流交流。遗憾的是我这里没有女孩子。
我笑着说，可是我连汉语都结结巴巴，更不用说那些洋文了。跃红说，你放心，我的那些朋友中文都很好。
说起来，这是我在去年那个月黑之夜黯然离开北大之后第一次来到北大。龙飞在酒桌上讲有美国妇人来西藏寻康巴牧羊人故事的时候我还在耿耿于怀的想，三百多天的光阴啊，就这样说过去就过去了，那年请我吃韩国菜的哥们而今不知流落何方？那个一心一意要为诗歌献身的女孩是否挤进文坛的门缝？那本被我遗落在湖边椅子上的《到大马士革去》而今放在谁的书架上？于我，几十年的光阴，要认识谁，要离开谁都是一刹那的事。北大在跃红眼中是完美的，我猜想在他眼中路边的银杏，怎么也是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感觉。而行走在他身边的作为同乡的我，掩饰不住的却是那种“秋风生滑水，落叶满长安”似的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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