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塌的半间屋散文
“半间屋”安安静静地坐落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后院的东北角。
“半间屋”是陈忠实老师在一篇文章中对这间屋子的命名。
1988年，我走进省作协的时候，“半间屋”是《延河》杂志社编辑王观胜的办公室。“半间屋”不是单独的房子，它是从三间砖木结构的瓦房中隔出来的，“半间屋”的隔壁是《延河》杂志社的办公室。
省作协大院是民国时期高桂滋将军的公馆。后院里那些老房子无不散发着三四十年代的陈旧气息，给人一种古朴的静谧，一种触摸可及的沧桑，一种探究的欲望，一种无可名状的敬畏感。“半间屋”和后院里所有的老房子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半间屋”的前面和侧面有几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到了夏秋时节，“半间屋”的屋顶和窗前被树荫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即使到了酷夏，“半间屋”内也不怎么闷热。
“半间屋”的面积只有农村里的大瓦房的半间那么大，也就八九个平方吧。前檐装一幅大窗子，一幅窄小的门就被逼到了山墙上——在我们那里的农村，绝对没人把门开到山墙上的。也许，这就是“半间屋”的无奈。
几场风雨，几场寒风，枯黄的泡桐叶子将屋顶上枯黄的青草压住了，山墙上年代久远的青砖也是一幅寒碜相，“半间屋”敞亮了许多。下雪天，坐在火炉子跟前，从窗户看出去，是古老的院落，古老的房子，古老的恬静，古老的人情世故，喧嚣的城市生活彷佛在历史的皱褶里，在遥远的地方。居住在逼仄的“半间屋”是一种外人不可揣测的享受。
我在作协后院打了几年的“游击”（这个屋子住几天，那个屋子住几天）之后，王观胜就把他的“半间屋”让给了我。从此，“半间屋”就成了我的独居之处。“半间屋”的热闹是在每天的晚饭之后，王观胜、路遥、姚逸仙和《延河》杂志社的副主编董得理老师以及路遥的弟弟王天乐走进了“半间屋”。我们抽着烟，喝着茶，天南地北聊起来了，谈的最多的是文学，是写作。路遥机智幽默，董老师深刻明析，观胜简短冷静，天乐尖刻无情，逸仙突兀坦诚，每个人的话语都烙印着个性特征。“半间屋”装满了文学，鼓胀着热情，理想的氛围塞满了“半间屋”，塞满了整个作协大院。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半间屋”就是文学的殿堂。
后来，我的妻子和孩子进了城，“半间屋”就成了我的家。我们一家就在“半间屋”和邢小利做厨房的，“半间屋”后边的简易房（小利把他的厨房也让给了我）。路遥去世后，“半间屋”的热闹不在。“半间屋”依旧伴随着我读书、写作、编稿。
一天夜里，我和妻子被明晃晃的响声惊醒了，睡眼惺忪中，拉开电灯开关一看，“半间屋”的天花板上掉下来了一大片粉上去的灰泥。虽然砸坏了电视机的天线，但是，没有砸在我们的身上。妻子收拾了掉下来的`石灰块。到天明，再也无法入睡了。第二天，我叫来作协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位副主任，他看了看，没几天，叫来民工，重新粉了一次天花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那次半夜被惊醒是“半间屋”对我们的提示，是“半间屋”给我们发出的友善的信号，可是，我却缺乏谛听天籁之音的灵性。
1996年，作协家属院有人腾出了两居室的房子（只有四十二平方米），虽然，厕所不到户，但毕竟是楼房。能得到这套房子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陈忠实老师
把我叫去说，就这房子，想要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有办公室的，有司机。他们都比你工龄长，资格老，按作协的老规矩，有房子，先满足作家、编辑。我就把这套房子给你了。我十分感动，也感激陈老师对作家生活上的关心。那时候，作协的风气很正。省作协是作家的作协，十个专业作家和编辑是作协的脊梁。
我作为作协的最后一名专业作家退休之后，“半间屋”里浓厚的文学氛围，作协大院热烈的文学气象已成为陈年往事了。
告别了“半间屋”，我搬进了家属楼。
住进楼房仅仅一个礼拜，一天早晨，我起来站在阳台上一看，“半间屋”消逝了。我十分震惊，赶紧和妻子下楼去，到作协后院一看，“半间屋”在昨夜坍塌了，它像一头使役太久精疲力竭的老牛似的趴卧在高大无比的泡桐树下。尽管，我明白“半间屋”的坍塌是有其原因，我还是感到蹊跷神秘，惊恐不安。我和妻子站在废墟前，沉默无语，将对“半间屋”的祈词留在心中：别了，我的“半间屋”。
我和妻子的生命就系在短短的七天里。假如陈老师把两居室的房子给了办公室人员或工龄很长的司机；假如，我和妻子七天后还住在“半间屋”，“半间屋”将是我和妻子的葬身之地——我们早被“半间屋”压成肉饼了。妻子不止一次给我说，陈老师一句话，留住了咱俩的命。我说，在陈老师的心目中，我是作家。我们才能住进楼房。
许多年后，我怀念“半间屋”，怀念那时候属于作家、属于文学的作家协会。如果“半间屋”是一部小说，它的坍塌具有意味深长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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