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往事优秀散文
【搭便车】
天还没亮大队农机站大门外就聚集着一群人,这是想搭便车进城的人们。这年头,进一趟城不容易。搭便车进一趟城能节省两块钱的路费。看在两块钱的份上,想搭便车进城的人就不在少数。跟机手关系密切的,不必担心,机手出门时会去把你叫上,或者到拖拉机前没见到你,会抽一支香烟等一等。能享受这般待遇的,不可能是太多的人呀,绝大多数人只能早早就到农机站大门前等候,动作稍慢,你就赶不上了。
机手一到,大门才打开一半,人们早等不及了,一窝蜂冲进大门,抢救济品似的爬上拖拉机拖斗。经过一番你争我抢,动作迅速的人抢占先机,行动稍缓的人自然就被淘汰出局。跟机手关系密切的那几个人不必抢,机手走过来,向他们点一点头,叫其中两三个上驾驶室。还有三四个呢?机手向正在拖斗上抢占的人群喝斥两声,叫所有人的下来,要是谁不下来,不许搭便车。谁敢不听机手的话,除非你不想搭便车了。等众人下来,机手叫身边那三四个人先上拖斗,然后才叫众人去抢占位置。又经过一番你争我抢,又搭上一身汗,就像一场球赛下来裁判员判罚有误得重新比赛一样,这才又抢占到位置。
拖拉机从镇上的街道嘟嘟嘟驶过,到镇头街口时,机手减速让车子缓慢行驶。机手一边让车子慢下来,一边往街口的小广场张望。那地方,是平时客车旅客上落点。见小广场上聚集着一伙人,看样子也有十几个人,机手踩刹车,让拖拉机停下来。机手并不是每次见到小广场上有人都停车的,要看是什么人。此时,机手非得把车停下来不可了,因为他看到人群前站着老支书。本来,老支书是站在人群中间的,围拢在老支书身边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支书说话,就像开会时倾听老支书作形势报告一样,只是一听到街道那边传来拖拉机嘟嘟嘟声,大家就习惯地让开道,让老支书的形象十分突出十分鲜明地显现出来。老支书当了十几年的支书,前几年才让贤给年青人接班的。虽然不当支书了,可老支书威望还在,在全大队还是一言九鼎,加上新支书是老支书一手栽培一手提拔的,现在还是对老友书言听计从,礼让三分。支书对老支书都这样,一个机手就更不用说了。机手不但把车停下,还跳下驾驶室,走到老支书跟前,恭恭敬敬地请老支书上驾驶室去。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两三个人,很配合地挤了挤,挤出一个位置来。
老支书瞧了机手一眼,不满意的样子。机手看出来了,赶紧跟老支书说,位置早给他准备好了。老支书又瞧了机手一眼,脸往左边轻轻一扭动,又往右边轻轻一扭动。那意思,机手很快就明白,老支书身边的那些弟兄,可不能不管。这就叫机手犯难了,十几个人,怎么挤上去呢?刚才叫拖斗上的几个人下来,他是有所准备的,要是这里只几个人还好说,十几个人呀,怎么挤也挤不下呀!他用恳求的语气对老支书说,只能再上四五个,再多就挤不下了。老支书一脸的不悦,批评机手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能这样呢?机手说实在挤不下了,就算挤得下,那可是严重超载呀!老支书说,多几个人,超什么载?他们是人,又不是牛!机手哭笑不得地说,等下让农机安全监理员逮住,那麻烦可大了!老支书声色俱厉地说,监理员是从天上来的,他没有亲戚朋友,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进城?我说你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群众观念呀?老支书真不愧是老支书,群众观念强,也会发动群众。当拖斗上的群众,还有拖斗下的群众,听到老支书对机手的训斥以后,马上纷纷积极响应,团结起来把机手狠狠地批判一番。见群众把机手骂得狗血淋头,老支书得意地对机手说,群众的呼声,听到了吧!机手哭丧着脸,向老支书哀求说,等下监理员罚的是我,而不是罚群众!老支书拍胸脯说,他要罚叫他来罚我!哼,有那样的监理员,我明天就去跟公社领导讲,叫他滚回家跟牛屁股!
老支书不仅敢于负责,也很实干。他一挥手,拖斗下的群众就像听到号令,步调一致地往拖斗上爬。老支书站到机头牵挂拖斗的拉杆上,叫拖斗上坐着的群众统统站起来,大家用力挤一挤。这就挤出位置来了。你看老支书经验多么丰富,坐着肯定占的地方大呀,大家都站着,这就腾出地方了呀,就能叫几十个群众都能挤上拖斗,一视同仁地搭便车进城了呀!见老支书亲自指挥,机手喉咙里哽着气,却不敢发泄出来。他只能阴着脸,低埋下头,悻悻地跳上驾驶座开动拖拉机。这样,拖拉机的机头上挤着好几个人,拖斗里站着几十个人,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迎着初升的朝霞向县城进军。
进城的是一条砂土路。拖拉机拉着拖斗,拖斗上站着几十个人,一路颠簸。走了几公里,前面是一道陡坡。拖拉机靠近坡底时,机手就使劲踩油门,发动机吼叫着,往坡上冲去。可是到了坡中间,就开始喘气,跟得哮喘病的人跑步似的,挣扎了几下,就冲不上去。拖拉机不得不往后退,一直退到坡底下,才停下来。机手向老支书摊开两手,做出很无奈的样子。老支书没有机手那么消极,他再次发动群众,下去推车。老支书毕竟见多识广,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多,发动群众的能力也是无人能及。拖拉机很快就让群众推到坡顶上来了。把拖拉机推上坡顶,人们又一窝蜂爬上拖斗。
拖拉机又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坡底下。那也是一道又长又陡的坡。这回,不用老支号召群众下来推车了,臂戴红袖章的农机安全监理员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在路中间,挥一挥手,把拖拉机拦住了。机手吓了一跳,掉过脸望着老支书,显然把老支书当救星了。老支书沉着地走过去,摆出老资格的架势与监理员交涉。可是,老支书巧舌如簧,唾沫横飞,监督员就回应四个字,统统下来!老支书资格再老,这下子也不管用了。人家这监理员是另一个公社的。这里已经是县城所在的那个公社的地界了。不过,从这里到县城,还有二十几公里。老支书骂骂咧咧回来,给机手使了使眼色,然后叫拖斗上的人下来。接下来,机手驾驶拖拉机在前面慢慢行驶,监理员骑自行车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老支书带领群众殿后。机手尽量开慢车,慢得跟步行差不多,好几次干脆停下来,让监理员先走。监理员非常谦虚的样子,就是不走到前面去,一直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机手把拖拉机靠路边停时,监理员也推着自行车到路边的树阴底下歇息。老支书带着群众赶上来,又给机手使眼色,大家就都到路边的树阴底下坐着,看样子是要跟监理员比耐性了。眼看中午到了,就不信监理员能一直饿着肚子守下去。没多久,又一个臂戴红袖章的监理员骑自行车来了。两个监理员交头接耳一番,然后就交班。这回机手和老支书才傻眼。也就在这时候,机手才想起,这天的主要任务是要到县化肥厂拉化肥的。眼下正是田间管理时节,急需化肥呀!他可不管老支书资格有多老,威望有多高,拉化肥要紧,他得赶进城去。至于老支书他们怎么办,他可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不是他无能,是监理员太狡猾了!
机手驾驶拖拉机嘟嘟嘟赶进城去了。老支书只能继续领着群众,在路边耐心等待。当然,他们不是等拖拉机搭便车,而是等返程的客车。监理员告诉他们,要等客车还得往前走几公里,那才有旅客上落点。监理员说的没错,不是旅客上落点,客车是不会随意停车的。老支书并没有向监理员表示谢意,而是瞪了监理员一眼,拍拍屁股往前走去。群众见老支书往前走,也跟着往前走。搭上一身汗,到旅客上落点又等半天,客车来了,却上不了。几十个人呀,不是几个人,人家客车更不允许超载。本来可先上几个,大家面面相觑,又把目光集中到老支书身上,由老支书一锤定音,叫谁先上谁就先上。见老支书不吭声,大家就同甘共苦,继续等着。好几辆过路客车都过去了,没一辆能容纳几十个人的。等着等着,就等到了机手驾驶拖拉机嘟嘟嘟从城里往回走了。拖拉机的拖斗上,装满了一袋袋化肥。时间过得真快啊,此时日头已西斜了。机手把拖拉机靠路边停,走过路这边来,大家就把他围住,显然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这时候,机手能有什么办法呢?机手走到老支书跟前,却见老支书疲倦地坐在树阴下,脸上充满沮丧的神情。
【听敌台】
我邻居有一对从小在一起放牛偷果抓鱼打猎长大的伙伴,一个姓林,一个姓高,突然就反目成仇了。成为冤家后,两人势不两立,不共载天,这是想都想得出来的。其实,原本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说起来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上纲上线的话恐怕连人民内部矛盾都谈不上。两人长大后同一天去部队当兵,同一天复员回来。不久,大队需提拔一人去当民兵营长,就在他们俩当中选拔。两人均又红又专,条件相当,有那么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大队把两人的情况报到公社,由公社领导拍板定夺。其间,两人并没有抱着任其自然坐观其成的态度,而是主动出击,想尽办法,都想抢占先机。也难怪呢,谁不想当大队干部。林去找公社领导,告密说剿匪那阵子,高的叔叔曾到过匪窝,公开的说法是被胁迫去替匪徒挑担子,其实是有与土匪勾结串通嫌疑。高当然不示弱,也去向公社领导反映,说林的一家并非什么贫农,而应该是地主,只是其父好赌成性,把家产全赌输光时,恰巧碰到解放才侥幸成为贫农。两人礼尚往来,互相揭发检举,那些日就频频往公社去,旁人见状以还以为两人同时提拔,每天都到公社去向领导早请示晚汇报哩。过一段时间,经公社研究,决定任命林为大队民兵营长,高待以后有机会再提拔。以后的机会,那就不知要等到牛年马月了。都是这摊事闹的,要不是这样,原本两个人都是平民百姓,干完地里的活就坐在一起拉拉二胡唱唱歌,或者打打扑克下象棋什么的,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现在呢,两个同一天去当兵,又同一天复员回来的青年,一个当官去了,一个原地踏步,林是春风得意了,高可就嫉愤交加了。公社还没决定由谁当民兵营长之前,两人你争我斗,闹得不亦乐乎,现在尘埃落定,这个心结何以解开呢?
那些年在农村讲究“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自行车轮子转、缝纫机轮子转、手表秒针分针时针转,一响就是半导体收音机响),有这三件东西,那怕只有其中一件,那你就算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了。如果“三转一响”你全有,那不用说,你真是高人一等。我所在的那个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机关单位领国家工资的人不计在内,属于公社社员的,拥有“三转一响”的人家没有几户。
这里有一个麻烦,就是自行车不好买。供销社的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你有钱也不成。自行车票掌握在公社手里,公社权力大啊!自行车的供应首先要满足公社干部,人家公社干部下乡需要啊。下来就轮到大队干部,人家大小也是干部啊。再下来是小队长和指导员,当时在基层,这也算是第三级干部。然后,才轮到积极分子。何为积极分子?就是根正苗红,八辈子都是贫农,平时多把自家养的猪呀鸡呀卖给国家,有点钱也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钱往银行里存支持国家建设,这样的人就有得到购买自行车票的可能了。
现在我常听到有人说当年没有特权、人人平等之类的话,听了我就觉得好笑。“五类”家庭在这里暂不提,就说贫农吧,那时候真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农,“三转一响”要梦想成真,那是绝大多数家庭都办不到的。有个别人有点钱,想买一辆自行车,没有票,得通过在城里工作的亲戚帮忙,也就是走后门,才能买到。这样的特权现在没有人计较,这样的不平等现在也没有人计较,人们对这类事的宽容,看来这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吧!
林当民兵营长没多久,自行车买回来了。是一辆“凤凰”牌,安着时髦的双转铃。当时最高档的自行车就是“凤凰”和“永久”两种牌子,相当于如今的“奔驰”、“宝马”轿车。单转铃跟双转铃有什么区别呢?单转铃比较老土,按一下响两面声,声音粗,双转铃就不同,按一下它能连续响好几声,带有点现代化在意思,声音清脆悦耳。林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从高家门前过,一按那双转铃,“叮铃铃铃”一串脆响,引来众人羡慕的眼光。高眼里没有羡慕,而只有嫉妒。争当民兵营长,高输给林一着,不能老让林占上风。高就想着,怎么办一件出彩的事,在林面前显摆一下,也让旁人瞧瞧,老子姓高的并非总是矮人三寸。买辆自行车,这高办不到,你不是大队干部,公社不可能把票发给你,有钱也只能放在腰包里攒着。买手表是不需要票的,那年头买手表的人也没几个,可手表这玩艺不显眼,没法跟自行车一比高下。买缝纫机嘛,是大家伙没错,可只能放在家里,谁为了炫耀还能老是把缝纫机搬到家门口来让人参观呢?想来想去,高就想买一部半导体收音机。这家伙虽小个,钱也没自行车多,更不需公社发票,可它发出的声音可不小,起码不会比自行车的铃声小。于是,高就买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那年头,出门挎只收音机,走到哪响到哪,那无疑是一件是很时髦的事。不过,有收音机也有个麻烦,经常被大队、公社叫去开会,上面三令五申,就是不许偷听敌台广播,要是发现谁胆大包天敢偷听敌台广播,轻则没收收音机,重则写悔过书到处张贴,再严重一点,比如偷听了敌台还替敌人传播谣言,那你就准备等着民兵上门来抓去游斗,家庭出身不好者,把你送去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几年那就算你倒霉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有人偷听敌台,还禁止用耳机。高不偷听敌台,我台他收听都还来不及,干么去偷听敌台呢?他买收音机是为了什么,就是显摆,偷听敌台得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还得把音量调到最小最小,他才不干这傻事,几十块钱买来的家伙呀!可是,林揭发高偷听敌台,说高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这事闹到公社,高光明磊落,丝毫不惧怕,叫林拿出证据来。林哑口无言,他说他是看到听到,却没证据。事情如果这样完了,那就不好玩了,好玩的是事情远还未完。
林要是不说什么偷听敌台的事,高并没想到要偷听敌台,林一闹这事,高倒是想入非非。敌台什么东西,搞得那么神秘,难道偷听一下能触电似的马上死人吗?他就偷听了一回,试试那是什么玩艺。就一次,被林逮了个正着。这回,林带着几个弟兄,属于那种钢哥们,比铁硬的那种。证据确凿,高想赖也赖不掉,被公社领导训斥了一顿,让林把他的收音机没收,说以后确有悔改表现再还给他。
故事讲到这里也还没有完。精彩的情节还在后面。林把高的收音机没收,原本是锁在大队的档案柜里的,那是罪证呀。可林也想听收音机,在办公室听了还不过瘾,偷偷拿回家听。把收音机拿回家听,那可就得很保密,跟偷听敌台一样,只能躲在被窝里听,还必须把音量调到最小。没想到,听了也才是一支烟的工夫,高就带着一伙人破门而入,也把林逮了个正着。这回林是双重罪,一是擅自把作为罪证的东西拿回家,二是偷听敌台。他只承认前一项,不承认后一项。可你要不是偷听敌台,为什么躲在被窝里偷偷听呢?林有口难辩。民兵营长没当多久,被撤掉了。有人提议由高接任,有人提出异议,高不久前才犯了偷听敌台的错误,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还是另选他人。
不久,林和高又开始来往。又不久,两人又和好如初。高还经常把收音机借给林听,林也问高,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的电台怎么调能收到,高就教他这样调那样调。当然,高也没忘了吩咐林,晚上过十二点钟再收听,那时人们都睡着了,躲在被窝里收听,声音又很小,不会有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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