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在屋子里的秋散文
那年，秋天正忙的时候，我出了车祸，住进了第二中医院骨科的病房。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我这条伤腿的x光片。父亲说，医生不让看。其实，我心里清楚，他是怕我看了以后心里会更加难过。
那时，我刚刚离婚，女儿才八岁，刚上小学。如果不是因为脑子里整天乱哄哄的，我也不至于住到这种地方来。家里离不开母亲，她还得照顾我的女儿。所以，只能由父亲来陪床。
撞我的三轮车跑了，就连警察也无法找到。昂贵的医药费使得父亲整天忙于借钱，说是陪床，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独自躺在病床上。
星期天，母亲会带着女儿来医院陪我，这是我一个星期里唯一能笑的时候。女儿趴在床头，给我背她新学的课文，唱新学的歌曲，还给我讲她们小朋友之间有趣的故事。而这一天，父亲早早就回去了。他除了借钱，家里还有二十几亩地的庄稼需要他往回收割。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腿是粉碎性骨折，加上外伤严重，不适合做手术，只能用“牵引”的方法——就是用绳子和重物将腿撑到和另一条腿一样长，让骨头自然愈合。——好容易熬了二十几天，我坚决要出院。父亲没说什么。于是，医生为我打上石膏，我便回到了家里。
每天能和女儿在一起，心情一下子好多了。可是，那时候已经到了秋收的高潮，母亲也不得不去帮着父亲干活。除了星期天有女儿陪着，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没过多久，我的心情就又变得时好时坏。
天气预报说，最近两三天会有一场中雨，这个信息让父母感到不安。谷子还在土场里，下雨之前，他们必须把谷子晾干，搬回家里。这几天，我常常能在母亲做的饭菜里面，吃出从母亲头上掉下的谷子的皮屑；也常常一边挑拣皮屑，一边默默流泪。
秋雨如期而至，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母亲在厨房剁馅儿；女儿在我身边写作业；父亲坐在地上的矮凳上闷头抽烟；我怔怔地望着窗外，植物的落叶漂在水面上，像一艘艘无助的小船。
“爹，我住院一共花了多少钱？”这个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憋了很久。
父亲抬了一下眼皮，淡淡地说：“没多少。”说着，他磕掉烟灰，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别一天净瞎操心，好好养你的身子！”
按照医生的嘱咐，一个月后，我终于可以下地活动了。这时，地里已经不忙，只剩下秸秆。母亲也不必去了，只在家里做些家务。而我的腿还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必须由母亲扶着，才能够拄着双拐到院子里透透风。窗台前的牵牛花已然开败，结出了密密麻麻的籽；青枣树的叶子已经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风变得冷了；云也薄了；天空不再那么湛蓝……这一切，与我都恍如隔世！
整整一个秋天啊，我被关在屋子里！
女儿放学了，她是跑着回来的，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
“爸爸！你的信！”她气喘吁吁地将信封放到我的`手里，“是村委会看门的大爷让我给你的！”
信封上赫然印着一行字——蔚县文联《蔚州文艺》编辑部。
我急忙撕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一张报纸。我的一首在病床上写的小诗，在报纸的一个角上，仿佛在向我招手，仿佛在向我微笑……
母亲面带疑惑地问：“谁的信？”
“报社的。”
“报社？报社是谁呀？”
我笑了。“娘，是我写的一首诗登到报纸上了！你看，就这个……”
“真的呀！”母亲拿过报纸，仔细地端详着——其实，她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时，父亲回来了。他背着一捆干柴，手里拿着镰刀。我一见到父亲那张忧郁的脸，心情一下就跌落到了幽暗的谷底。母亲高兴地跑过去，把报纸塞到父亲手中，一边指指点点地说：“你看，这儿呢！这儿呢！咱儿子上报纸了！”父亲歪着头看了看（其实他也不识字），只是“哦”了一声。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走过来把报纸递到我手里，说：“别站着了，回屋吧。”
“爹！”我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过了年，我的腿好了，我想去煤窑。”
父亲愣住了，“煤窑？去煤窑干啥？”
“挣钱！”我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蹲了下去，拿出烟袋装了一袋烟。老烟叶的味道一下扑进了我的鼻子。他闷声不响地抽完了烟，站起来在鞋底上磕掉烟灰，然后，背着手走进屋里。一边走，一边重重地说了一句：“不行！”
母亲怔怔地站了半天，这时才回过神来。“你咋想起下煤窑了？咱村好几个年轻人都死到煤窑上了，你还……”母亲说着，竟落下泪来，“你不是会写吗？先慢慢写吧。挣钱的道多着呢，别老在那一条道上琢磨。”
母亲的话似乎提醒了我，我抬起头望着那高高的天空，恍惚中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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