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七年散文
一
我常扪心自问：你是个合格的父亲吗？
答案总是否定。比如今天早上，天天吵着要吃肉丝面，死活不愿意去幼儿园吃饭。外婆劝说无效，他心里明白，相持的结果，外婆终归会顺着他。天天是外婆一手带他的，对他过于溺爱，天天也在外婆的溺爱里，滋生出一些坏习惯。我虽然心知肚明，却毫无办法，我们俩的工作都很忙。这个倔强的七岁的孩子，于是提前进入了第一个叛逆期，我们越是干预，他越是反抗。我哄他刷牙，他说自己饿了，要吃完面条再刷。让他去幼儿园里吃早饭，妈妈是交过钱的，不吃等于浪费，他再次拒绝，习惯性地磨蹭着，躺倒在沙发上。时间已经过了八点，又要迟到了！我瞬间怒火万丈，冲到他的面前，在他的大腿上狠狠地扇了几大巴掌。
手足无措的外婆，穿梭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想护，又有些左右为难。
天天埋下头，委屈地哭了起来，那种压抑的哭声，包裹着厚重的伤心与失望。我下手太重了！他肯定无法理解，一向很痛爱自己的父亲，为什么突然间变成凶神恶煞？这种天壤之别既让他无法接受，更让他猝不及防，那一刻，他只能选择屈服，但他小小的心脏里一定埋下了一粒种子，只要有适合的温床，它们一定会生根发芽。这个念头让我非常畏惧，我清醒地知道，棍棒教育，培养不出听话的孩子，只会让孩子越来越叛逆，让本来就很孤单的孩子越来越孤单。
他含着泪水让外婆刷牙，洗脸，换衣服，我站在门口准备送他。他显然不愿意，他求助地看了看外婆，又看了看妈妈，最后还是拎着书包，跟着我慢慢地走到了楼下。“儿子，痛吗？”我蹲下来，怜惜地摸着他的大腿，他看着我，委屈地吐出两个字，“好痛！”我一把搂住天天，忽然间泪如雨下。天天乖乖地歪在我的怀里，陪着我默默地流泪，“对不起儿子，老爸再也不会打你了，但你要听话，啊？”他“嗯”了一声，同时点了点头。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孩子已经七岁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思维，也能够部分地理解大人的心愿和意图。在我流泪的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了他的悲伤，虽然他还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但我相信，在岁月的长河里，他终将懂得父亲的爱和恨，懂得那几个疼痛的巴掌，其实也痛在父亲的心上。
七年了，我打过天天三次。虽然每一次都很后悔，但每一次事到临头，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天天的脾性过于像我，倔强到顽固，不肯轻易认输，然而，这算是原则性的错吗？至少，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这不是需要加以管制的底线，更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可每一次，我总是在天天的倔强里，升腾起无法遏制的怒火。这让我一次次想起自己的顽劣的童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个挨打的黄昏，我主动挑衅了干林，父亲和干林的父亲素来不睦，面对无事生非的儿子，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等在了门口，他举起拖把朝我挥了过来……在散文《爱着你的苦难》里，我详尽地描叙了那个黄昏，那把滴水的拖把，成了我童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它留给我的，当然不是仇恨，也不是屈辱，而是一种无法悉数描写的畏惧。许多年之后，我依旧很难和父亲亲近，它成了我心理上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抹阴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父亲不喜欢的孩子，伴随着这个顽固的念头，我走进了一个敏感、脆弱而自卑的青春期。一直到今天，敏感、脆弱而自卑仍是我的另一重性格，在不如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里，总有它们主宰我的时刻。
今天想来，如果父亲当时能听我说几句委屈的话，能蹲下来看看我和干林打架之后所受的伤，我可能不会再在意那把拖把，那把拖把也不会影响到我的人生，让我长期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没有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我的父亲也一样。但童年时代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绝大部分的欢乐和爱，其实都被我们过滤掉了，刻在脑海里的，往往是那些超出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痛疼和创伤。
童年时代的痛疼和创伤，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而天天又过于胆小，我肯定已经吓着他了。这让我滋生出深长的内疚和自责——我的体罚，会给天天留下什么？我无法预设，也不敢想象。
在天天成长的这七年里，我又为他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在有限的休息日陪他玩玩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三岁那年，我一路抱着天天，一口气爬上了九华山，他有模有样地磕头、敬香；四岁那年，我带天天去了北京，一直到今天，他还记得火车上的卧铺，天安门广场，门楼上挂着一张“太爷爷的画像”；六岁那年，我带天天去了青岛，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在我们的鼓励下，在海水里泡了一个下午。合肥植物园、动物园、花冲公园、包河公园、杏花公园、逍遥津公园……市内这些能去的地方，都不止一次地去过了，但从六岁那年开始，天天经常说自己“不开心”。一个六岁的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废弃的玩具装满了一个房间，为什么他还不开心？之前，我从来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在繁复的工作和人近中年的生活压力里，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孩子不开心，只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可是作为父亲，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天天的`心愿，他的心愿是不是合理，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些问题都被我们无一例外地忽略了，我们总是粗暴地阻止，因为“这个玩具太贵了”，因为“不安全”，因为“你已经玩了很长时间”，因为“明天还要上学”……如此等等。这些“理由”确实都是理由，但那是我们的理由，不是孩子的。许多时候，我们时常提醒自己要学会沟通，要换位思考，可事情一旦发生在孩子身上，我们却时常忘了这最重要的一条。孩子的心智毕竟不健全，一旦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做不成自己想做的事，不开心是必然的。
二
父母对孩子，总是寄托着太多的厚望，一旦孩子偏离了自己预设的轨道，父母难免会伤心和失望。路，都是人走出来的，还处在摸索中的孩子，为什么非得要走父母预设好的道路呢？
爱玩、任性、不听话，这些都是孩子的天性，属于正常现象，不正常的，反倒是那些过于听话的孩子——他们的天性被扼杀在被驯服过的乖巧里，乖巧却不快乐，这样的乖巧，往往会埋下无穷的祸根。童年时代，无疑应该是快乐的，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同样会修改一个人的个性，进而影响到整个人生。
我的童年时代，是很快乐的。虽然家境贫寒，但我极尽玩耍之能事，爬墙，上树，打架，用弹子击碎人家的窗玻璃，做下无数出格之举。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阻止过我，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惹祸。我和伙伴们在小圩里嬉闹（小圩里河汊遍布，危机四伏），在巢山上追逐野兔子（那时候的巢山，还有剧毒的腹蛇和伤人的豺狼），身边没有一个大人。在天然而本能的训练里，我们谁都没有因此受过伤，也没有谁遇到过意外和不测。但今天的独生子女们，过于娇生惯养，即便是在小区里玩耍，没有车水马龙，没有人来人往，也总有大人在后面撵着，吆喝着，指挥着，生怕孩子们离开自己的视线。孩子们都成了风筝，身后总牵着一根看不见的线。这群被看大的孩子，只能长成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也很难从心理上真正独立。八岁的迪迪，乖巧而伶俐，已经会弹肖邦了，是小区里常被母亲们夸赞的孩子之一，然而，就是这个常被夸赞的孩子，居然不会自己穿衣服，不会自己穿鞋，甚至不敢在学校里便溺。
和迪迪比起来，天天这方面是令我满意的，然而五岁之前的天天，只要一出汗，肯定会感冒；只要一吃冷饮，肯定会咳嗽，只要一咳嗽，肯定会齁。每次看医生，都要输抗生素，我们虽然伤透了脑筋，却束手无策，只有抗生素，才能止住他的齁。滥用抗生素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终究有一天，所有的抗生素都将失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缺乏锻炼的孩子，在医生的培养下变成了“哮喘”。然而孩子一旦进了医院，家长就成了弱者，没有一丝话语权，甚至不敢提出半点质疑。因此一直到现在，春暖花开了，我们也不敢随便让天天喝没有热过的冷饮料。有一次，同事逗天天，“天天，热过的饮料好喝吗？”天天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小大人似地回答说：“我好咳嗽啊，否则怎么办呢，你说？”
我心里一酸，我的孩子，他肯定不快乐！他还在幼儿园里读大班，但早从中班开始就已经有了家庭作业，讲故事，背唐诗，唱儿歌，一周三次。如果不按时完成，老师会让他站在教室外面；他曾经喜欢着住在五楼的姐姐，一放学就跑到姐姐家，和姐姐一起玩游戏，但一到吃饭的时间，外婆和妈妈总要将他领回家，“在人家吃饭，羞羞脸！”现在，他很少再到姐姐家去玩，仿佛不曾有过那些快乐的游戏；他也曾喜欢过楼下的弟弟，他带着弟弟一起玩陀螺，但天色一晚，我们总命令他回家，“做作业。”现在，只要天色一晚，他肯定会乖乖地回家，但始终磨蹭着，不愿意做作业；他喜欢舅舅家的小妹妹，但妹妹总会弄坏他的玩具，而我们却不允许他对妹妹发脾气，“你是哥哥”。现在，妹妹只要一到家里来，他就提心吊胆着，一万分的不乐意……在无穷无尽的“规矩”面前，天天慢慢地学会了叛逆，是我们确立的那些正确的规矩，培养出了天天的叛逆心理。
其实所有的叛逆，都来自于家庭、学校或社会，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坏孩子”，有的只是逼使孩子学坏的父母和老师。在父母和老师的心灵伤害和身体惩罚里，孩子的天性被无情地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表面温顺，内心叛逆。有一次朋友聚会，一位心理医生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心理武器”：要想摧毁一个孩子的心理，不搭理他就是了；三次招呼都不理，他一辈子都会有心理阴影。想惩治一个孩子也很简单，当众狠狠地训他一顿，就能让孩子走向自闭。这个“武器”令我心惊肉跳，我相信，在这个“武器”的背后，肯定潜藏着一大批血泪交集的案例。转念想想自己，我也曾不理过天天，甚至责令他独自呆在房间里面壁思过，这叫“冷处理”，是从上学来的。当众训斥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书上说，只有当众训斥、立即训斥，才能增长孩子的记性，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
三
或许你会说，现如今，做一个合格的家长真是太难了，得时时警惕，事事小心。但你再仔细想想，做家长其实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供他吃喝，他总会长大，总会走向社会，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母亲生前时常告诫我和二哥，别打孩子，也别什么事都管，“儿孙自有儿孙福。”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凝结着母亲一生的智慧。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小时候，母亲没有动过我们一根手指；成人后，母亲没有干预过我们的事业和婚姻，甚至没有帮我们决定过任何一件大事。母亲不是卸责，她是把问题还给我们自己，毕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别人永远不能完全了解，更无法代替。母亲当然是对的，儿女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应该交给他们自己去设计。汪曾祺先生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这样写到，“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我显然是个愚蠢而可恶的人，令我稍感欣慰的是，天天其实并不怕我，他时常直呼我的大名，而我也时常微笑作答，逗得他哈哈大笑，得意洋洋。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当面喊过父亲的大名，我们都喊父亲“老头子”。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起始于母亲，我们都自觉地继承了过来，几十年了，我们喊着亲切，父亲也答得干脆，没有一丝障碍。现如今，我和天天已经做了七年的父子，还有漫长的几十年等着我们彼此教育，彼此成为彼此的镜子。我盼着天天能够快快长大，早日成人，能够早一天喊我“老头子”。
——这个称呼已经渗进了我的血脉，仿佛与生俱来，就像我对天天的本能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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