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咒语散文
六弟出生的那年秋天，我的记忆里竟然是一片模糊，要不是他出生三天后父亲的病逝，我一定还在北漫溪的姥嬣家里，享受那个秋天的花生和酸枣子的山野童年。可是，命运的转换，就在那个冰凉的季节里一瞬间完成了。
六弟出生，父亲去世，也把一个家庭的苦日子推向了无望的悬崖。对于父亲的葬礼我是有过记忆的，而关于六弟的出生以及他其后的成长，我竟然也是混沌一片。要不是在三十多年后六弟的葬礼上，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我是不知道六弟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怎么活过来的。在六弟坟前的草地上，失声恸哭的姐姐泣不成声，她唱词般的哭诉里，说六弟生下来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是姐姐用一把铁勺子，伸到做饭的锅底下用东拼西凑的一把小米、玉米和地瓜干子磨成的粉熬成的糊糊，帮他度过了生命里最初的那些岁月。当然，那把铁勺子里也偶尔煎过一个鸡蛋和面糊糊，随着六弟饭量的增大，那把铁勺子已经喂不饱他了。姐姐的哭诉还没有结束，在众人的搀扶下，姐姐在几近昏厥的悲痛中完成了对六弟一生的追诉。在北山空旷的墓园里，六弟一个人，孤寂而又决绝地完成了自己苦难和桀骜不驯的短暂一生。
等到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六弟已经自己会走路了。那年夏天，家里给六弟新买了一件针织条纹短袖衫，我背着他去往庄子里的一片阴凉里，本来是要帮着他显摆一下新买的衣服，谁知我刚从后背上把六弟放下，眼尖的思道大娘就开口说了，这小孩是个毒虫呢，一下生就把他爹给毒死了。我知道思道大娘说的“毒”，就是命硬的意思，大意是说六弟的命太硬了吧。六弟刚刚学会走路，他哪里听得懂这些话。正在衲鞋底子的疙棱眼的大婶子也接上了话说，这孩儿就是毒呢，比刚冒红的太陽还毒，不知长大了，还要毒死谁?我听了这些话，直感到头顶冰凉，一直凉到了脚后跟。疙棱眼的大婶子口无遮拦，根本没有把我和六弟放在眼睛里，她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哪里知道我呆呆地扶着六弟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赶快逃离，还是继续在那里听她们的议论。我想我肯定没有立即背着六弟离开那片阴凉，要不然，我不会把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婶子的这些锥心般的话记忆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有把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婶子的这些话讲给任何人听，我一直藏在心里，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早就将这些话忘记了。六弟活着的时候，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这个话讲给他听的，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直到六弟去世的时候，我才又一次想起了这些话，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难以想象的，六弟的童年，是在一种怎样的乡村咒语和气氛中度过的。到了上学的年纪，六弟背着的是我和三哥背过的书包，他身上的衣服，几乎集合了大哥二哥、姐姐、三哥和我的旧衣服的全部“精华”。母亲用我们穿破的衣服，缝补粘连成一件更小的、适合于六弟穿的衣服，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记得姐姐穿过一件黑色条绒上衣，分别在三哥和我身上穿过了，后来被改制成一件更小的褪了色的条绒上衣，又在六弟身上穿了好几年。他头上戴的一顶帽子，似乎也是我曾经戴过的。现在想想，那时候看着六弟穿着一身旧衣服，戴着一顶缝了补丁的帽子，脸上冒着热气地往家里赶，真的不免有些心酸。可是，六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母亲的嘴里经常念叨是，六（六弟的小名就叫六）能活下来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言下之意，穿得差一点，吃得孬一点，还有什么说道的呢。想必母亲也认为六弟是一条“毒虫”，或许我们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生三天就把父亲“毒”死的六弟，真的是“毒虫”了。
没有父亲的日子里，大哥和二哥成为最主要的家庭支柱，母亲更是无暇顾及到六弟的。剩下的事情，是不到十岁的姐姐在照看着六弟，我和三哥上学以后，基本上也是没有工夫顾及六弟的。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在每年的饥荒和断炊的日子里，六弟是怎么跟着一家人活过来的呢？
六弟慢慢长大了，但是性格怪异，不易与人交往。这几乎成了一家人的心病。他上小学的一年冬天，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跟着同学在结了冰的东汪（水塘）里滑冰，不小心掉到了冰窟里，半个身一子都湿一透了，浑身发一抖。可是回到家里又不敢声张，就一个人跑到锅屋的柴火堆里趴着，藏了起来。三哥发现后，拧着他的耳朵揪出来一顿乱揍，我看不下去了就围着磨道转着圈地隔着六弟，六弟闷着头，也不反抗，但绝不屈服，这就更加激起了三哥的愤怒……最后还是从外面回来的姐姐给解了围，赶紧给他换下了湿衣服，用一床被子包了，放到了床上去。
惹事生非的六弟，总是家里所有人教训的对象。平心而论，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下不去手，母亲也总是说，可怜见的，抬一抬手就过去了，能让着他的，就让着他吧。慢慢地六弟的反叛性格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是他进入了青春期。在温饱还是个问题的'年代里，谁还有工夫顾得上什么“青春期”！随着大哥二哥相继成家单过，姐姐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了母亲、三哥、我和六弟。本来和我在一个班上上学三哥也辍学回家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六弟也上到了五年级的样子。可是，家里慢慢发现，六弟开始逃学了。勉强考上了初中，他逃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那年冬天，有人发现，早晨上学的路上，六弟一个人在家后的桥洞里烤火。 上一页12下一页
后来母亲就跟着他在上学的路上走上一截子，可是他等母亲回家后，就一个人又从学校里溜出来了。母亲没有办法，眼看着六弟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辍学回家了。大概是我当兵离开家的那些年吧，已经身强力壮的六弟开始频繁地和三哥发生肢一体冲突。没有办法，三哥南下广州打工。母亲已经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的全部农活，就落在了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六弟肩上了。
好在三哥及时将他在广州打工的钱寄回家里，家里的经济条件慢慢地改善了，这时已经长大的六弟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因为我们家庭的贫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加上六弟不好好上学，性格暴烈等原因，接下来给他成家的事，就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三哥已经在广州成了家，我的经济条件也有了改善，主要由三哥和我共同出资，大哥和二哥在家里筹集劳力，在村子里给六弟盖起了三间平房。第二年我探家的时候，又向在乡财政所的同学借了六百元钱，拉起了院墙。盖起了房子之后，心已经野起来的六弟却不愿意在家里待了。他言辞恳切地希望我能够帮他来新疆当兵。我当时心里非常矛盾，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他来新疆。几经周折，帮他当了兵，也学了驾驶员，后来又把他从阿勒泰某边防一团一调到了乌鲁木齐某汽车连。六弟倒也争气，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也学到了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了自己的人脉关系，后来他自己申请到了南山一个部队的电站里去工作，并独当一面。不幸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下班后帮一位哈萨克牧民整理电线时，出现了意外，他三十六岁的生命，结束在了一根牧民的电线杆子上。
事后我曾感到了深深的自责。我也曾经想过，如果他当初没有来新疆当兵的话，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呢？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假设，命运也从来不相信假设的东西。我记起了六弟童年的那个夏天，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婶子的那些关于“毒虫”话，竟然咒语般地应验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六弟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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