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野走向远方的诗人散文
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书生曾是吴昕孺给我的第一印象。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书生的形象有过遐想，遐想中的书生都是谦谦君子，外表文弱，却有满腹经纶，他们一个个清逸脱俗，言谈举止里无不透着书香。在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他们也大多怀揣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士大夫或光耀门楣或一展“治国平天下”的宏愿。遐想终归是遐想，何况这遐想还停留在一个人的少年时期，那种由有限闲书所获取的对古时书生的描述，与当下的现实大相径庭所带来的失落感，自然会在所难免。但这样的遐想并非一无是处，无形中它会衍化成一种情结，一种轮廓模糊的标准。直到遇见吴昕孺，我的脑海里竟突然间跳出的一个词就是“书生”，仿佛这个词已为他准备了很久。
一位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高材生却没有选择仕途，而是选择留校，在校报当了一名普通的编辑，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四年后，吴昕孺调至湖南教育报刊社，在《湖南教育报》编辑文学副刊，再后来又编杂志，在编务之余进行文学创作。在我看来，吴昕孺选择的不仅仅是编辑这个职业，他真正选择的是文学之路，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文学创作看得比仕途要重，当然，在旁人看来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实际上还出于他对自身文学才华的高度自信。
我一直相信吴昕孺自己也有类似的书生情结，只是书生的定义体现在他的身上则会有另外的意味。可以这样说，他这个书生是为书写而生，也为写书而生。因此，他实际上干的是作家和诗人要干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我还是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时，吴昕孺就以本名“吴新宇”在各大诗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作为当时新乡土诗派的骨干成员，他的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清晰，他是少数几个在新诗写作中延续了古典语境的诗人。这使得他笔下的乡土别有一番情致和韵味。新乡土诗派的领军人物江堤去世后，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诗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后来重组的“三驾马车”想再度举起这面旗帜，却无以为继。吴昕孺没有再参与其中，这说明他对新乡土诗派的没落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从这段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已自觉地与新乡土诗派划清了界限，他的创作实际上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无论是在题材的选取还是语言的表达上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早在新世纪之初，吴昕孺挑起了《大学时代》杂志主编的重担，他的诗人情怀曾持久地激荡过这本刊物，为大学生办一本具有指导性和前膽性的人文读本是他的追求，这基于他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失望，也基于他的诗人理想，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干点事情。除了众多具有思想含量的专栏外，他还专门为大学校园的诗歌爱好者开辟了“我们的旗帜——80后大学生诗歌联展”，培养了一大批校园诗人，如今，这些人已成为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但事与愿违，他赋予《大学时代》的办刊理念最终没能与市场抗衡，尽管将近四万册的订数在当时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战绩，但由于与主办方的预期相去甚远，不得不选择放弃。残酷的现实面前，吴昕孺在看清社会本质的同时，也看清了自己的未来和方向。他后来几度专程赴云南，采访教育改革家罗崇敏，并为此而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他在改变教育——罗崇敏与中国教育的交锋》，在我看来仍延续着他的书生意气和责任担当，他想通过一位教育界的当世贤者为中国的现行教育把脉，这里面当然也寄托着他个人的教育理想。
2005年，吴昕孺参与好友欧阳白创办的“诗屋论坛”，一起倡导“好诗主义”，后来又共同主编《诗屋》年选。“好诗主义”的提出对当下的诗坛有很强的针对性，在面对歧途丛生的中国诗坛及种种与诗歌有关的乱象时，很多诗人选择了隐忍和沉默，诗人吴昕孺也深知，要改变这一积重难返的局面绝非易事。他和欧阳白选择用行动来代替呐喊，《诗屋》年选一编就是十年。十年来，他们呕心沥血，凭一双慧眼，从成千上万的来稿中精挑细选，没有门户之见，摒弃派别之争，更不看名气和身份，用大量优秀的诗歌文本来奉行他们所提出的“好诗主义”。
除了坚持不懈的诗歌写作之外，吴昕孺还涉及到了小说、散文、随笔的写作，尤其是近几年来，他的小说和散文频频出现在各大刊物的头条，不时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海外文摘》及众多的年度选本所选载，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大奖。此时的吴昕孺不再是我最初印象中的那个书生，他更像是一个一头扎进文学荒漠里的垦荒者，他磨刀霍霍，辛勤劳作，把文字作为种籽，让它们长成花草树木，长成他想象中的原野。在这片原野上，他收获了像《去武汉》《痴呆》《中国小脚》《鸭语》《梦中人》等这样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比方说《中国小脚》，这个中篇视角独特，叙述细腻，笔墨大气沉稳，对中国小脚有自己独到的认知，既写出了中西方文化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也写出了东方趣味中所蕴藏的令人欲罢不能的神秘魅力，直抵人心和诗意。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收获了像《母亲的河》《父亲的清明节》《时间这张脸》《一张纸的前世今生》《幸运的月岩》等优秀散文作品。对于诗歌的写作，吴昕孺从未中断过，这些年虽然从数量上看不及从前，质量和水准却在不断地提升。他的《喜剧》《天鹅降临》《父亲》《我从一滴雨中看到雪的本质》，还有他写给荷尔德林、里尔克、阿赫玛托娃、辛波斯卡、曼德尔斯塔姆等大师的诗，都是极为难得的短诗佳构。尤其是他三千多行的长诗《原野》的出版，很快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众多评论家为之作评。这部长诗既是一个人的心灵史，也蕴含着一个诗人精神上的远方。
这个世界总不乏眺望远方的人，他们为了眺望得更远，往往会想尽千方百计爬到足够高的地方去，依附于高枝或峭壁，但眺望毕竟不是抵达，远方的未知又让很多人的眺望仅止于眺望本身。吴昕孺不同，他选择站在自己构建的这片原野上眺望，这意味着他的眺望一开始就与水平线达成了一致，这种低姿态的眺望反而让他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始于足下的远方并非遥不可及，只是需要在不断的奔走中才能抵达。他要抵达的远方总在他的前面不远处，每抵达一次，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远方。他奔走的.身影很容易被众多奔走于日常的身影所淹没，但他的奔走沉稳，笃定，踏实，有确切无疑的方向，他对自己要抵达的远方也了然于胸，因此，每一个远方对于他而言都是真实的，可以站在那里喘上一口气回望一下，然后继续低头前行。
你可以说他走向的是诗歌的远方，你也可以说他走向的是小说的远方，你还可以说通往散文的道路上也有他的远方，总的来说，他要走向的是文学的远方。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诗人，永远都是。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是为了让这样一位诗人更具棱角更趋完整更加丰满。因此，站在原野上眺望并走向远方对于吴昕孺而言不是基于某种策略，而是基于对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充分认知。在他看来，只有置身于原野这一宽厚的背景当中，才能真正地成就他走向远方的身影。而在我看来，吴昕孺是一个可以让人不断去期待的人，你期待的时间越长，他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会越大。
其实，吴昕孺在还没有写出长诗《原野》之前，他已经在构建自己的原野，那是由阅读、经历、思考、对文学写作理想的孜孜以求和不被外界动摇的心神所构建而成的，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原野。他一直是这样，默默地，甚至是悄无声息地走着。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不断地修正自己行走的线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任何与人生有关的变数，无论好坏，只会让他变得更加坚定。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长相清秀帅气而身形看上去却有几分单薄的诗人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下任何结论似乎都为时过早。由最初的眺望到大踏步奔走，属于他的远方变得日益清晰。迄今为止，吴昕孺已出版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及人物传记多达十余种，但他仍走在忘我的路上。
随着名声越来越响，吴昕孺也越来越忙，忙着编务，忙着阅读，忙着创作，有时不得不应邀传授写作心得和阅读体会，为此他时常感慨“时间被碎片化的可怕”，有时的身不由己常常需要他付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成就他的创作。但就算是再忙，他都会忙里偷闲挤出时间去探访像朱健、钟叔河、周实、戴海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获取宝贵的经验。他还会找机会和一帮聊得来的兄弟们聚一聚，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状态。对于那些年轻的后学，他每每是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和提携他们。在湖南诗歌界，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将自己的所见所遇所闻诉诸文字的记录者，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他这样做基于他的文献意识，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湖南诗坛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我个人而言，吴昕孺更是一个可以交心的兄长，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一个人才华的欣赏，也从不恃才傲物。他的谦和乃至谦卑，他的宽容，他待人的情义，在原则性问题上所体现出的不敷衍不妥协的文人风骨，随便一样都能打动人心。为文做人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不多见的。
我记得吴昕孺有一首短诗《在流水里寻找沙子》，湖南省诗歌学会还专门以此为题为他个人做了一个诗歌沙龙的专场。当时我想，一个决意于在流水里寻找沙子的诗人，如果没有对文化道义的责任和担当，他是不可能找到沙子的，他只会看到时光的流水将一切无情地冲走。但他一直在寻找，哪怕明知这种寻找可能是徒劳的，他还是会去寻找，他几乎是义无反顾地远离人群的喧嚣，形单影只地走在这样一条寻找的道路上。我相信，那里不仅有他的原野和远方，还有他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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