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母亲的散文

时间：2021-05-25 10:39:30 散文杂文我要投稿

我的老母亲的散文

　　各种写母亲的文章很多，在我上初中时，印象最深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写的《我的母亲》写得朴实感人，一个勤劳朴素、通情达理，为了家庭和儿女心甘情愿奉献的伟大母亲跃然在眼前。

我的老母亲的散文

　　在我印象里，好像天下的母亲都是一个样，勤劳节俭、奉献一生，到临终前，还想着自己每个儿女是否都过得幸福。

　　我的母亲今年八十二岁了，望着她那稀疏的白发和已经很驼的身影，心里早萌生出写写我母亲的念头，以此思念我的母亲，慰藉我的心灵。

　　今年又逢母亲节，这天下午，我回家，看到老婆很高兴的样子，一见到我就说，“今天母亲节，儿子给我买面膜了，好幸福吆”。我也赶快说，“儿子长大了，知道疼妈了，祝贺节日快乐！”说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刚送回老家的老母亲、老父亲。在母亲节，作为儿子的我竟然都没有打个电话，更别说送什么礼物了。心里一阵酸楚，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写我的老母亲，来慰藉我这个似乎不大有孝心的儿子。

　　我的母亲，虽说已经八十多了，但头脑基本还清晰，每当我们回去看她后，临走时，她都眼圈发红，但强忍不让泪流出，嘴里直说，“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放心走吧！不要常回来把工作误了。”每当此时，我眼泪就忍不住脱框而出……

　　由于工作忙，虽说我们兄妹六个，但都在外地，为了生计，只有二姐的家离母亲近点，农闲时照顾多点。平时没有一个常年在母亲身边照顾尽孝。都是逢年过节才回去看看老母亲，苦于时间太短，只能在他老人家身边呆两三天又要启程离开了。每当此时，常常内疚自责，盼望自己早点退休，好真正地回去呆在她老人家身边，亲自给他们做做饭洗洗衣。

　　我母亲生在旧社会，六岁时，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常听她说那会儿，她已经记得事了，只是不懂得怎么自己突然就不见妈妈了。外婆去世的一段时间，她成了没妈的孩子，整天在窑背上哭着找妈妈。村里人见了就说，你妈走了，你再也找不到了。我母亲就理解为是我外婆出门了，天天在窑背上、硷畔上等我外婆回家。可以说，我母亲的童年是一个没有母爱没有人疼的心酸童年。父母那些年代，农村人结婚早，我母亲12岁就嫁给了我父亲。说来我父亲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八岁时我爷爷就过世了。两个都是苦命的`孩子，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苦难的家庭。我奶奶一个带着两个还是孩子的父母亲日出日落，为生活奔忙……

　　在我记忆里，影响最深的是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常常是天不亮就上工，星星都满天了才收工回家。生产队抓得紧，每年腊月29才停工，正月初三就开始上工，正月的活主要是从各家掏大粪，为生产队积粪。

　　那个年代，冬天常搞农田基建，有一个口号，“农田基建大会战，三天任务两天完”。记得那时，我上小学，每当冬天公社就搞农田基建大会战，大会战就是一个公社的劳力都集中在一个需要搞农田基建的村，每个村都有一杆红旗插在哪里，村村竞赛，看哪个村任务提前完成，常是半月的任务一周就要完成，那时人思想都很积极，生怕自己落后给自己村抹黑。

　　农田基建任务按村划分，村里再划分到每个人。记得常听我母亲说，村里为了赶任务挣光抢功，队长常给她几个干活踏实的分的多，干活慢的，偷懒的，再加上队长、支书、会计老婆都分的少。没有办法，虽说那时社会主义干劲热火朝天，但不公平的事常常存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我妈人忠厚本分又不善言谈，队长分多少就弄多少，即使心里苦，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老家在陕北延安，冬天干冷干冷，冻土层有近一米厚，农田基建必须挖开冻土层后，才能出土平整梯田。常记得每到冬天大会战结束后，我妈回来，满手都是血泡和冻裂伤口，家里又没有冻疮膏什么的，记得母亲常把麻丝缠在裂口上几层，说是把裂口捂死才会不疼。我看在眼里，常感到心疼无奈。

　　在生产队那时，每次家里磨面，鸡叫头遍就得起床到饲养室拉牲口，一方面去得迟了就没有牲口了，再则要赶在队里早上上工前，把面磨完。在我们农村里，人们习惯把男人叫“外前人”，把女人叫“屋里人”。凡是做饭、磨面这些事一般都是“屋里人”干。记得我妈起的很早，挂着马灯磨面，面都磨了一大半了，天还没有亮。常记得小毛驴拉磨费劲，我妈帮忙推磨干，一会儿推磨干，一会儿萝面。多少年过去了，我妈磨面的情景还经常在我的梦里出现。

　　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到户。耕地下种收割更是家家大人小孩一起上。我上初一时就学会了耕地。最难忘的是农历4月里，麦子熟了的时候，家家下田收麦子。这是一年最关键紧张的时候，一年的收成全在这几天。农村里人把收割麦子叫“龙口里夺食”不抓紧抢收回来，一场冰雹全年的血汗白费了。哪时我已经上初中，收麦子季节，学校还没有放暑假，赶到星期天回家就和父母一块收麦。我母亲常一个人在麦田里先开行，我们妹跟着在后面收割，我父亲主要是把收割的麦子捆好运回麦场。我母亲是个急性子，遇到收麦子这个关紧口，硬是一块麦子收割不完，累死累活不休息，我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看到母亲不歇不停，我心疼母亲也硬撑着，我知道母亲比我更累。记得有一年，麦子没有收完，母亲终于撑不住累到了，躺在路边，脸色煞白，呕吐不停。父亲把母亲用架子车拉回家，在家里躺了两天，一天只能喝点稀饭。听说麦子还没有收割完，第三天硬挣着又到了地里。一场麦子收完，人整个瘦了一圈，眼眶又黑又深……现在回想起当年收割麦子的事，还记得老母亲哪脸色煞白、呕吐的情景。

　　有一件事我记忆尤深，就是我母亲为我叫魂。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下午砍柴火，不小心一脚踩空跌下了悬崖，悬崖大约有20多米深，我当时跌下去只听到耳边风呼呼响，一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父亲那天正好不在家，等我醒来时，我已经趴在了母亲的背上。我母亲正吃力地把我从山沟里往上背。我母亲见我醒来了哭着，也哭着说：“娃、你真命大，幸亏山底是个软土斜坡，回家后，妈给你烧叫魂馍一吃，再叫叫魂就没事了”。我当时十二岁了，身体很沉，记得我妈把我背回家全身都湿透了。回家后第二天，母亲就捏了叫魂馍，在灶炕里用柴火热灰烧熟，绑上红线，拿上到我跌崖的地方转一圈，嘴里念叨着娃回家娃回家，等到我家门口，我奶奶就说回来了回来了。这样才算把我的跌落的魂叫了回来。我记得叫魂馍是白面做的，很好吃，平时根本吃不到白面，当时还庆幸自己跌落悬崖，否则还吃不到白面做的叫魂馍。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可是老母亲已经老了，腰驼的很厉害了，都是当年弯腰收割麦子和背庄稼让脊柱变形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只有在耳旁大声喊才能听点。这几年一直说耳朵响得厉害听不见，看电视只能看到人张嘴动，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到医院看了两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前年我和二姐带上到西安一家叫“海之声”陪耳机机构看了次，大夫说一个耳朵配一个要3千元，两个要6千元。一般要戴两个，老母亲听说这么多钱，说太贵了。可能也是基于钱的问题，我和二姐当时也没有硬坚持配两个。最后也是只配了一个耳机。可是没有戴几个月，母亲就不戴了，说一点也不顶事。不知道是耳机的真假问题还是没有两个耳朵都配戴。就这样，老母亲一直还是听不见。每次见了我都说耳朵隆隆隆响个不停。我想可能是老年性神经耳聋，怕是看不好了。这两年就这样拖着，我心里想起就内疚。

　　去年冬天接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到夏天了，说老家凉点，叨叨着要回家，在城里寂寞，回去还能和左邻右舍乡亲们拉家常，说他们两个还能自理，在老父母一致的坚持下，又送回老家了。我知道实际上是怕拖累我们，知道我们上班忙，还得照顾他们，是替儿女着想。临走时，我说有什么事及时给我电话，身体不舒服别忍着。在老母亲一声声哦、哦中，我和老母亲又分别了，老母亲眼眶湿润了，我的眼眶也红了……

　　最后，还是以一首《老母亲》的诗结束吧

　　《老母亲》

　　我长大了

　　您却老了

　　耳朵聋了

　　腰弯了

　　就像村口的老槐树

　　满身伤痕

　　却依然不倒

　　蹒跚的脚步

　　摇摆着生命的最后岁月

　　一年难得几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