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每个周五都是一场逃离的散文
在小镇上，几乎所有干公事的，每周五一到点，就迫不及待，齐刷刷进城了。其实不光小镇，所有的乡镇都是如此。平时，因为工作，因为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大家都呆在乡里，各干其事。到周末，就进城，当两天城里人。周一，又回到乡下。周而复始。
我们小学也是如此。
每周五下午，大多数老师就按耐不住了，草草上完两节课一节自习，就赶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进城。大扫除完毕，有时候有降旗仪式，有时候，干脆就免了。
起初，学校没什么私家车，大家都坐班车。下午有一趟车，专门是拉干公事的人，经过小镇。中学、银行、小学、乡政府等，依次拉上来，就挤满了人。没法坐，大家站着，脚底下堆满了大包小包。坐单趟车，从小镇到城里，十五元。以前五元，这些年，年年涨。
也有极个别不回去的，要么是老老师，家在乡下，去城里也没事干。要么就是城里没房，除寒暑假，常年住学校，去城里也没住处。周五放学，他们倒是消闲了，不慌不忙，洗洗衣服，干点家务。没有了学生的喧嚣，校园里只有几个人，安静极了。
前些年，政府在西面郊区盖了保障房，每平米两千左右，很便宜，但地方偏僻，没人买。后来分配到各乡镇，乡政府、学校、卫生院等单位就把这些房消化掉了。后来，那个地方随着全国房价形式，水涨船高，现在都六七千了。所以很多在乡镇干公事的人，全部集聚在了一起。小镇的老师们，大多数都住在那里。
后来，有些条件好的老师，手头宽裕，便买了双排座。因为便宜，装的人多，实惠嘛。有了车，中午，给打个招呼，放学后，就可以坐他的车了。实在挤不上的，就坐班车。车里装着一堆人，大家说说笑笑，像刚从笼子出来，解放了，自由，舒坦，心情大好。到了城里，每人给开车的老师十元钱，算是车费，那老师推辞一阵，就接了钱。
每周五，虽然离家只有二十里路，但我很少回去，就坐着车进了城。我一个人像孤魂野鬼一样，从乡下钻到了城里。不是不回家，是回去实在太无聊，在城市的人堆里挤惯了，回家，感觉被全世界都抛弃了一般。于是，一放学，就火烧火燎的逃离了乡村。像一只老鼠，生怕迟一步，会被一只手又捉住，重新塞回笼子。
因为要进城，我在南城根的房子就一直没退。周一到周五空着，周末我住。用别人的话说，我人走了，但根据地一直没放弃。我是算过一账的'，每次进城，没处住，睡宾馆，最便宜，八十，三晚上，二百四。一个月假设来三次，就要七百二。我如果租个房，一月也就二百元，而且爱怎么住就怎么住，爱睡到几点就几点。
有了南城根的出租屋，我似乎还觉得在这个城市有个立锥之地，还不是局外人，还没有被淘汰。说什么怀念乡村，回到故乡，也只是嘴皮上说说，要真在乡下呆个一年半载，早就憋疯逃跑了。在城里过惯了，即便是寄居，是漂泊，但早被乱花迷了眼，被红尘糊了心。看着那些妖艳而过的女人，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那些人潮翻滚的街区，即便跟自己没有一根毛的关系，但看看，过过眼瘾，心里也是踏实的。是贱么？是嫌贫爱富么？或许是，或许不是。
周末，我们小镇的老师，就跟城里人没有区别了，你从他们的相貌上根本看不出一丝在乡下上班的痕迹。他们穿着时髦，挎着眼镜，要么在步行街逛达，要么在高档商场买衣服，要么带着孩子去游乐园，要么约三五好友吃火锅打麻将。他们完全拥有着城市人的所有脾气和架势，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城里人，只是在乡下呆几天罢了，他们打死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乡下人。呆在乡下多好啊，空气新鲜，没有雾霾，人又自由，过得轻松，他们这般安慰着自己，求得心理平衡。唯独我，在城里，没有家室妻儿，像个流窜犯，从乡下逃到城里，完全是一种躲避。窝在南城根，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发时间的，翻几页书，上一阵网，或者和那些跟我一样逃进城的在乡村当老师的同学，坐在公园的啤酒摊子上，挖几坑，斗一阵牛牛，然后被初夏的太阳晒蔫在塑料椅上。
周日下午，有些有事的老师，提前坐班车就走了。大多留着周一早上走，因为这样可以多当一晚上城里人，多逍遥一会，多睡一觉。
周一早上去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走得太早，睡不醒。早上五点半，就得起来收拾，晚上睡得晚，五点半起床，眼皮都粘到一起，犹如坠了千斤石头。六点，眯缝着眼，走到开车老师家楼下。等人，几分钟，大家到齐，就又向乡下进发了。七点多，要到学校，因为学生七点半就到校了。在车上，一屁股坐下，就开始睡二觉。去小镇的路，糟糕透顶了，到处坑坑洼洼，刚刚睡着，续上出门前的梦，车开过去，颠的人瞬间惊醒，如此反复，想要睡着，又被颠醒，加之车的靠背不合适，一路过去，都是醒醒睡睡，迷迷糊糊，实在受罪。
到了学校，一切又开始了老样子。上课，下课。上课，下课。日子长的像二楼办公室墙角那只蜘蛛吐出的一根丝，单调，无奈，怎么扯都扯不完。
接下来的日子，所有当了两天城里人的人，又成了乡下人，被西秦岭的山风吹着，被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阳光晒着，被五谷粮食包裹着，被孩子们的鼻涕和吵闹缠着。人们开始盼着周五，再一次的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