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1646的散文
一年前的秋天，我们一行人到肇庆游玩。这是中国南方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城，鼎湖山上的绿荫，七星岩旁的波光，都让人流连忘返。我那时还没并没有意识到，三百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小城的一段往事，即将给我的精神世界带来怎样巨大的冲击。从肇庆回来后，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试图写下它在1644年深秋极富悲情的一幕，但提起笔来，万千思绪，又不知从何说起，在历史难以言说的凝重面前，我再一次体味到了语言的苍白与无力。
但也正是在这挥之不去的失败与沮丧中，我和这段历史叙事的主角——二十三岁的永历皇帝由榔之间，竟产生了某种对话的可能——公元1646年，甲申巨变后的第二年，乱世的混沌并没有随着随着崇祯皇帝的煤山自缢而结束，在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角逐中，年轻的朱由榔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1646年十一月，他在肇庆即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仅仅一个多月之后，竟又在肇庆登舟远逃，踏上了不归的流亡之路。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对永历皇帝颇为仓促的逃亡耿耿于怀，仿佛他只要象征地驻跸肇庆，就真的能挽明室于既倒——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平庸的逃亡皇帝，也没有太多的好感，直到屡次遭遇书写的失败，我才渐渐发现，明清之交的历史，如同一个巨大黑洞，所有的亲历者都被吞噬于其中。在那看不见的历史漩涡里，难以摆脱失败命运的，又岂止一个永历？后来的解释者，竟试图以一种乐观信念的有无，来遮蔽那些鲜活的痛苦、挣扎与血泪，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一些呢？
1644年的深秋之夜，南方小城肇庆的星空，被四处升腾的璀璨烟火照得通红。虽然北方的山河已沦入八旗之手，虽然广州的绍武政权虎视眈眈，虽然，这次东返肇庆即位实属收拾民心的无奈之举，但望着烟花绚烂的美景，朱由榔的心中还是充盈着一份美好的希望。史载朱由榔面如满月，须长过脐，也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何况那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意气勃发之时，登高远眺，看大河东流，月照西江，他的目光里未尝没有闪烁过一丝恢复山河的豪情。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记录下那豪迈的刹那，却永远镌刻着南明最后一帝的无能和失败。从登基到逃亡，中间仅仅隔了一月，这一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尚未从即位大喜缓过神来的年轻帝王，迅速蜕变成一个张皇失措的逃亡者？
据史载，永历的这次逃亡，直接原因是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灭。广州既已失陷，肇庆的沦落，也就在咫尺之间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却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在此之前，朱由榔已经有过多次类似的逃亡举动，而离开肇庆之后，他和他的永历朝廷更是几度播迁，每一次面对危局，所选的策略亦大多是主动撤离，直至逃亡缅甸，无路可退。我总是觉得，在这个以逃离著称的皇帝身上，散发着一种流亡者独具的感伤气质：敏感，脆弱，对命运怀有某种深切的恐惧。这种流亡气质，是为一个帝王，特别是变乱之际需要苦撑危局之人所不容的。按照史家的想象，哪怕清军真的兵临肇庆城下，作为南方抗清势力精神领袖的朱由榔也应该登城一呼，为明朝皇室保留一丝最后的尊严。然而为他们所忽略的是，甲申之变前的朱由榔，只是桂王膝下一个悠游岁月的皇子，他的封地，是远离京师的'岭南，他的心境，早已被南方的名山秀水浸润得一片澄明，甚至脆弱得经不起一层涟漪的动荡。史载朱由榔曾格外寄情于肇庆的风光，鼎湖山原名天湖山，“鼎湖”二字就是永历登基之后御赐。从鼎湖山山回来后，我多次想象着朱由榔秋来登山的情景，那是一个初秋的清晨，山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林中草木细嫩的叶尖上有圆润如珠玉的露水在颤动。兴致颇高的少年王子步履轻快地奔跑在山间，他吐纳着清新的空气，聆听着清脆的鸟鸣。山中岁月，安然静好，他又怎会想到旬年之间，京师巨变，父王病逝，自己在侥幸逃亡后，竟因父兄的相继离世，而意外成为明王朝在南方最具资格的继承者。甚至连宫中的仪注都是由太监王坤临时指点的呀，这样一个习惯偏安生活，而“全未读书”的小小明藩，乍一登基，便是四面楚歌，你又怎能指望他以无所畏惧之姿独立于风口浪尖呢？
一个资质平平的年轻人，在乱世危局，风云变化之际，或许会有片刻的豪情壮志，但更为真切的情绪，我想，应该是恐惧。他不知道命运的推手会将他倒向何方，更不知道，在多方政治势力的纠缠与争斗中，他这个傀儡该如何摇摆。1644年，永历肇庆称帝，他在这一年成为中国南方数十万义军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但他真正能掌控的山河，恐怕只限于鼎湖山的苍翠一隅罢了，甚至他的匆忙逃离，不也是为历史的巨流之河所裹挟而下的吗？从肇庆到桂林，从湖南到云南，永历和他的小朝廷一再迁移，但不变的是，是操纵这个朝廷命运的地方军阀，是玩偶的身份和失败的命运。直到在流亡缅甸之后，他才几乎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威严之声，那是在吴三桂率军来擒时，永历切责三桂，义正辞严：“汝非汉人乎？如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汝自问汝之良心安在？”但此时的永历，已为缅甸政权所出卖，咒水之难，一直追随身边的沐天波等人惨死岸边，永历的百余妃嫔侍妾也都自缢而死，他本想自尽，却被侍卫劝下，真正成为一名孤家寡人。在写给吴三桂的书信中，这位流落异邦的南明帝王再也按捺不出二十余年抑积心头的悲哀，近乎宣泄着痛诉道：“岂天翻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短短一年之后，也就是清康熙元年，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昆明被俘杀，派人用弓弦勒死他的，是已晋为亲王的吴三桂。
三百多年过去了，弓弦已冷，而鼎湖山犹在。从深秋到初春，从初春到深秋，我努力在南明史册里追寻一位帝王凄凉无助的人生轨迹，并尝试着进入他脆弱的心灵。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失败皇帝一生流亡，似乎源于某种惯性的抵抗，他一直在抗拒着命运可能带来的威胁，一旦威胁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但下一站，仍有恐怖的阴影在等待。如果他的身份不是帝王，那么他的一再逃离，只是岁月动荡间，普通人再也正常不过的下意识举动而已。但帝王毕竟不是普通人。明朝之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明中叶之后，帝王们集体性地身份错位，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些帝王们，有幻想成为木匠的，有希望做一名将军的，甚至有“罢工”不上朝的，千年帝制对皇帝个体人性的压抑，在明中叶之后，似乎突然被冲撞开来。与有明一代浪漫文艺相伴随的，是弥漫于帝王群体间的颓废情绪。及至永历，朱明王室的骨血里，竟淌着一丝流浪者的气息了。一面是普通人求生避货的强烈欲念，另一面，则是不可抗拒的帝王符号，错位的身份，迷失的自我，朱由榔的悲剧在他被勉力推上皇位的那个秋夜，已然注定。
公元1646年，在肇庆，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男子又一次匆匆登上了逃亡的小舟。轻舟已远，前面就是浩淼的西江了。又到了半江瑟瑟半江红的黄昏时分，最后一次，他望了一眼身后的鼎湖山，他曾经寄情忘怀于其中的鼎湖山，它在沉沉暮霭中闪烁着苍冷的光芒。
那一刻，永历皇帝朱由榔突然悲哀而清醒地意识到，大明，他的大明，曾经辉煌绚烂的大明王朝啊，也就只剩下这一片残山剩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