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童婚散文

二姐的童婚散文

　　二姐桐香长相和大姐春香一模一样，脸上总带微笑，都像我们母亲。她没上过学，12岁去了新塘湾王裁缝家做童媳。男孩名叫王凤生，比她小4岁。

　　二姐童婚，是我们张家的一个痛点，也是扎在当家人我伯父心里的隐刺，有苦难言。知情人一个个故世，到现在，我算是一知半解。

　　父母相继早逝后，我们兄弟姐妹加上俊哥和高山，共九个，七男二女，那时又香还没出生。我大哥最大，18岁，堂弟和弟弟四五岁。熬稀饭时，必须用牛角灶上的大锅。别说上学、嫁娶，养活我们就不容易。亲朋好友都帮我伯父着急。我父亲弥留之际，伯父对父亲作了承诺：他会把我们视如亲生，抚养成人！这承诺如铁，这承诺如山。

　　这时，有两家人看中了我们兄弟五个，希望过继。一开口，我伯父断然拒绝。人家就是看中了这些憨憨实实的儿子，想着伯父抚养我们负担重，长久下去，怎么受得了？伯父不能食言，岂可把血肉送人？再说，眼看再挺几年，—个个熬大了，石头也焐热了，哪舍得丢开我们？！

　　那两家人都姓张，一家是本屋场肖家湾的张诚增，我们喊诚增叔。他是读书人，靠出租小量土地收租谷为生，我家就租种了一坵老秧田，按四六比例交租。他整天病病歪歪，只生了一个女儿常青，不能再生了，极想有个儿子续香火。他选中了我三哥。另一家人住在细山冲，离我家两三里，叫张绍文，也读过书，还当过小军官。也是靠出租田地维持生计。他头房一直没生育，娶了二房。头房就搬出来了，也住在肖家湾，他们选中了我弟弟。

　　过继还是不过继？对我伯父来说，是一个极艰难的选择。但这两家人都诚心诚意，不仅亲自登门，还托人说好话。他们并不过多地讲孩子多了，我伯父负担重。那会伤伯父自尊心，好像小看他无力抚养侄辈。他们主要讲，过继以后，对孩子好，让孩子们读书，以后可以外出做事。孩子们本性好，长大了，也不会忘记伯父的养育之恩。这些都讲到我伯父心里了。他掂量了轻重，为了孩子读书，思想终于松动，跟我大哥二哥三哥讲道理。我弟弟不太懂事，无所谓。三哥却坚决不去別人家！

　　最后，因为要派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这促使我伯父横下一条心送出三哥和弟弟，规避了一个壮丁名额。

　　我伯父人缘好，爱交朋友。其中有个朋友就是新塘湾的王裁缝。新塘湾离肖家湾不远，出了门，过肖家圫，到爬山冲，就能看见对面那座瓦屋。王裁缝个子高，单瘦，穿长褂，嘴里有颗金牙。他手艺好，一把剪刀一把尺，一个针线包，走村串户就挣钱。乡下，有他这样的手艺，不用作田，也能养家餬口。他来我家做过衣服，了解我家困难，知道我伯父抚养那么多儿女不容易。他只有个独儿子，得知我家有两个儿子过继给了別人，也许觉得我家嫌人多，便上门提亲，希望收我二姐做他的儿媳妇。

　　我伯父一口拒绝，因为二姐年龄还小，并且，刚刚把我三哥和弟弟过继出去，接着把小小年纪的我二姐送出去做童养媳，于心不忍，也怕别人戳脊背骨。王裁缝好像也信奉“女大三，抱金砖”的俗规，我二姐比他儿子大四岁，他觉得两人长大了结婚很般配。王裁缝私下跟我伯父讲了好多次，总是带着恳求的口气，保证把我二姐当亲生女儿养，孩子们还小，先不谈婚论嫁，就算两人是姐弟吧。他正好带个徒弟，让二姐和儿子一起跟他学裁缝。王裁缝的话讲到伯父心坎上了，伯父考虑两家离得不远，走动方便，就当把我二姐送出去学裁缝手艺。伯父终于松了口，父母之命，媒勺之言，通常难以抗拒。

　　大约是1946年春天，二姐刚满12岁，低调去了王家。照例，王家要送礼金、礼品，伯父全不要，免得听别人讲闲话：贪图钱财，把小侄女早早地嫁出去。双方立了“君子协定”，悄悄地办事。不是明媒正娶，二姐去王家没坐花轿，也没拜堂。毕竟是童养媳，双方心知肚明：不正常！

　　二姐到了王家，吃穿不愁，只是心情不舒坦，回家多，哭得多。从没听见她哭出声来，眼泪汪汪。家里人都以为她初到陌生人家不习惯。大哥二哥做点小豆腐生意，我也帮着挑几匣豆腐走村串户叫卖，常去二姐家，一般都是清早到她家，屋里宽敞，好几间房，冷冷清清。每次总是二姐睡眼迷松地端个菜碗来接豆腐，没见过王栽缝夫妻和王凤生接过。后来知道，每天都是二姐先起来做早饭。我大哥二哥有交代，给她家送豆腐不收钱，需要多少送多少。二姐每次一定给现钱，要的豆腐从没超过两块。她实际上担当了儿媳妇的全责。如果在娘家这样做，她心甘情愿。伺候别人，就有“丫头”、“奴家”的感概。她没法把王家当自己的家。那个王凤生木木讷讷，读书读不进。体格也不壮键，鼻梁上、脖子上常留有扯痧的紫色印记，没听他讲过话。他也来我家做过客，女婿不像女婿，弟弟不像弟弟。他也不懂得把二姐当堂客，也没有弟弟那份感情。二姐明显地和他疏远，我们家的人看见他也憋扭。想想，二姐在家里，兄弟姐妹多，她又爱热闹。在那个冷冷清清的家庭，实际要照管他们三人生活，怎么能适应？她整天想着回家，也无心学缝纫手艺。王栽缝老俩口对她还好，早早地接了个便宜儿媳妇，能不好吗？只是摇头、喟叹：喂不熟啊！

　　生米己做成熟饭，不能退了！伯父见二姐老回家，每次打住时间也长。伯父觉得对不住王裁缝，王家在生活方面真的没亏待她，也喜欢她。倒显得自己失信于人，没面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伯父起先是劝慰二姐，二姐不听，赖着不去新塘湾，伯父也对她发过脾气，有时拿起竹哨子赶她，她才哭着走，没几天又哭着回来了。伯父也吓过她，说到了人家里，童养媳也是媳，退了以后再不好嫁人。二姐也不怕，宁可长大了不嫁人也要回来。

　　伯父明白我二姐心里的酸苦，一直心虚，总觉得自己对不起我父母。好在我三哥和弟弟过继出去以后，都读上了书，继父母对他们都好。伯父总算有所宽慰。可是这边的宽慰抵销不了我二姐精神上的苦恼，消解不了伯父的内疚。他想清了，男孩出门闯荡，适应力强。女孩离开亲情的温暖，就像菜秧子没栽好，难活！他再也不忍心赶二姐去新塘湾，只得迁就二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二姐总算离开王家，回到了娘家。还是伯父和王裁缝私下谈妥，好说好散，也没什么离婚纠纷。双方也有了新思想：童婚不是个争面子的事，都不声张。

　　我对二姐的童婚知道点点子，知道二姐不满意，精神压抑。我当兵后，1959年3月，第一次探家。我完全是为着搜集写作素材、了解人物内心，向伯父打听二姐的故事。伯父很紧张，以为我在外边学习，有觉悟了，回家来盘问，要替我的亲姐姐打抱不平。他就从头到尾地向我解释说明，我这才知道前述二姐的童婚经历。我真的不责怪、埋怨伯父。相反，我懂得了封建婚姻制度就那样，男尊女卑，父母包办，特别漠视女子利益，强迫更不用说。我也更懂得人生的艰产、复杂，伯父不容易，我更敬重、体谅伯父。就当这是一门“娃娃亲”，有好朋友父母，双方孩子还在娘肚里就定亲家哩！

　　1950年3月，《中华人民和国婚姻法》出台，同年5月1日起实行。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国法，核心是保证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婚姻质量。那时，普法工作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妇女翻身得解放，婚姻要自主自由，反对包办代替，反对不平等不合理的婚姻。伯父早先还有精神压力，觉得二姐“悔婚”了，面子过不去。学了婚姻法后，心明眼亮，放下了思想负担，满怀信心，要给二姐再找个好婆家。

　　二姐待在家中，一直坦然面对。她觉悟提髙了，也有了经验教训，有人提亲，不再称媒婆，叫介绍人，她要自己了解对方，这很合当今一些人的宁缺不凑合的思想，追求理想婚姻难能可贵。她在家里专心学习缝纫。在王家学过，只当辅助工，做布扣，锁扣眼。那是先用布条卷成小细条，缝好，打出类似中国结，做扣子、扣襻。那阵子，女人学裁缝的多，生意不好做。在肖家湾有好几家。如张仁桃在外教书，堂客谢芷仁是裁缝，还买了织袜机，生活殷实。贼古佬也盯上她家了。有天夜里有个贼古佬在她家大门旁的正墙上打了个洞，有人发现才没能钻进去偷走织袜机。我二姐决心学好缝纫，不怕人多争生意，她只给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做衣服，也够她忙的。

　　我参军时，穿的就是二姐剪裁、缝制的一套灰卡叽中山服，裤子是女式的，前裆没开口，开在侧面，裤脚宽大。到县里应征，发了军装后，就收起来，打在小包袱里，睡觉当枕头用。到了武昌汽车学校，加入了学员队的篮球队。穿军裤打球不舒服，也怕汗渍，就换上便裤当运动服。有一批学员是从广东几个城镇招来的，有的还是广州市人。我一入伍就吃胖了，他们嘲笑我“肥佬”，看我穿土里土气的女人裤子，又喊“土肥佬”。我再也不穿了，一直收在包袱里，跟着我分配到云南。当兵不能穿便服，我也猛长个头，从1.64米长到1.74米，二姐做的这套衣服穿不成了，寄回家也不合算。我们开车、修车需耗费大量擦车布，便把衣裤撕开成片，擦车用了。

　　我当兵后不久，二姐和欧源小学的曹鹤年老师结婚了，她们还在学校对面的畲里起了一幢四间瓦房。姐夫跟我强哥同岁，长得浓眉大眼，细皮白肉。家在离欧源不远的国塘，家庭成分是地主，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不喜欢回家，学校就是他的家。他性格谦和，脾气好，能说会道。常要配合农村基层干部宣传时事政策，和肖家湾的人非常热悉，口碑也好。和我的大哥、二哥来往多，熟了，也成了我家常客。他不吸烟，爱喝两口酒。我二姐和他好像前世有缘，两人都在等对方。22岁的二姐，嫁给了26岁的鹤年哥，在乡下看，两人都算剩男剩女，晚婚！他们不用媒人，也不再要伯父和兄嫂们操心，是自己谈好的。我们一直称他鹤年哥，伯父很看重他，称他曹先生，鹤年先生，这里的先生特指老师。

　　好人有后福！我真为二姐和鹤年哥高兴、庆幸。他们生活好，从不吵架，鹤年哥有修养，二姐也会持家、体贴人。二姐在家里做缝纫，有一定收入。婚后第二年就生下大女儿，起名曹育群，按自然规律接着生第二个女儿。她的缝纫技艺也纯熟了，可以剪裁，虽然识字少，给顾客做衣服量了尺寸都能记住。看到有人穿新款式衣服，就能仿制。她觉得我的军装穿在身上很合体，不紧不松，不长不短。把我的军装尺寸量好，要鹤年哥帮她记在本上。说是哪一天有人来找她做衣服时，作设计、裁剪的参考标准。

　　后来，鹤年哥调到离家不远的溪口中学教书，待我二姐依旧好。隔了好多年，二姐36岁，突然生了第三胎，是个儿子，和我的儿子同年。她的生活、幸福更园满了。我伯父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掏出来，扔掉了，他可以不再为我二姐操心。

　　2004年4月19日，正是鹤年哥73岁生日，人生七十三这道坎，他没能跨过去，尽享天伦之乐。他己成为欧源村人，家，亲人，都在这里。因此，他安葬在家对门山上。墓碑上镌刻了我二姐的名字，宣示两人生同心，死同穴。

　　外甥女、外甥各自成家立业了，外甥在县政府部门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二姐随儿子进城了。大女儿、二女儿各自家境也好。孙子、外孙也大学毕业，有了满意的工作。二姐83岁那年，我又见了她，虽已满头白发，仍红光满面，牙齿齐整，声音宏亮，听觉灵敏。她最高兴的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还有五个健在，大的86岁，小的77岁，身体都健旺，家庭和睦，有儿女福。面对一脸福相的二姐，我忽然想起她专为我参军出远门做的那套“礼服”，很懊悔。如果当年不撕了当擦车布用，而是保存下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不是我的压箱之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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