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小雨点散文
一、受伤
卫填海老这么瞎胡闹，幸运之神也不可能老照顾到他不是？后来就伤了，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三个月，还落了个残疾。
事情的起因，还是和“叛徒”有关。
那天，卫填海和三个“叛徒”一起推着辆三轮车，可能是去山上置办了些什么东西，没想到下山的时候就出事了。
那是一条一面靠山一面悬崖的盘山小路，大概两米多宽的样子，路面还算平整。这四位兵爷图省事，竟然都爬上三轮车向山下进发了。
那天，骑车的是徐爱国，这家伙有把子力气，在家时，也有过骑三轮车的经验。他是个急性子，刚下山时就嚷嚷着要大家坐上车，由他来把舵，大家好快点儿下山。几个人见拗不过他，就上了车。当时，卫填海因为身体重，就一个人坐一面，靠山，腿垂着，比较保险。另外两个比较瘦，就坐在车斗里。
这几个人是一路唱着歌下山的，是一颗躺在路面上的小石子坏了事。当三轮车的前轱辘被小石子挠了一下之后，掌舵的徐爱国就刹不住车了，大声喊着——唉——唉——唉——
徐爱国这个掌舵的慌了手脚，只知道喊“唉”。按理说，这个时候，后面坐车就该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才是，可坐在车斗里的那两位也吓傻了，等到卫填海伸腿别住山体凸出来一块大石头刹住三轮车时，这两位等不迭地就跳下了车。他俩一下车，三轮车失去平衡，“嘭”地一声撞向山体，就在三轮车“吱”地一声翻倒的同时，只听得“咔嚓”一声，卫填海的腿折了。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后面坐车的这三个人之中，卫填海应该是最没有危险的一个。当时，他只要轻轻地用脚一点地，就下车了，最多是踉跄一下或者摔个跟头。可后来他说了，那样一来，三轮车就会失去平衡翻向悬崖，另外三个人就很有可能性命不保。
不管怎么说，人家三个人没事，就卫填海一个人伤了。那回，他躺在医院里三个月，直到能拄着拐到处溜达了以后，才将这件事告诉了家里人。那年，他二十岁，而我呢，才刚刚初中毕业。
你得叫我解放军叔叔，卫填海这么补充着。我说好啊，解放军叔叔，你欠我的彩礼钱啥时候兑现呐？他嘿嘿一笑，说我人都给你了，还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干嘛呀！
“解放军叔叔”躺倒在病床上的时候，他爸爸，也就是我没见过面的公公，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八年了，脑溢血导致的偏瘫。
再说想认卫填海做干儿子的团长，那时年近五十，也算得上是一名近夕阳干部了，升迁无望，只安心等着退二线，所以，心肠就有些软，眼看着卫填海这小子能扛事，长得又一表人才，心里愈加喜欢，就动了心思。
团长的家离部队不算远，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再加上先立业再成家的信念使然，就一直等到三十岁才有了一个丫头，比卫填海小点儿。卫填海受伤以后，团长心里挂念着，所以，一有时间就去看他，挑明了说要认他做干儿子。
护士长自然知道团长的心思，等团长走后，就对卫填海说，小卫你因祸得福了，团长想招你做上门女婿呢！
护士长也喜欢卫填海，不只是因为他有担当，颇具男子汉气概，还因为他没什么心机，坦荡透明得像一杯白开水，再加上他风趣、幽默，到哪儿都是一团笑声，虽然医务水平没什么长进，但却成了整个医疗所的开心果，大家伙儿要是一天看不到他，就会相互打听，哎哎，今天咋个没看到小卫同志啊？反正他住院的那三个月里，他的病房里就没少过笑声。
三个月后，卫填海给婆婆发电报，说团长看上他了，问家里同不同意。老太太当时一听这事，气坏了，直接就回了俩字，不行。
卫填海后来在我面前呼天抢地，说，老太太害人啊，当年要不是她拦了一把，我现在说不定就成大老板了。我说那你现在再去找团长啊，人家说不定还没忘记你呢。卫填海瞪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儿子倒是在一边愤愤不平了，说老妈您什么境界啊，要是老爸成了大老板，你儿子我不也就不用出去打工赚钱装孙子了吗？
我想了想说，也是哦。
唉，真是一物降一物，平时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的我，不知怎的，一到儿子面前，就变得思维短路了。
二、拍照留念
一转眼，四年期满，卫填海要退伍了。那时，因为腿伤，也因为不再胡吃海塞，他已经不胖了，也成熟了，英俊挺拔得像一棵小白杨。只是，不知是源于江南的绵绵秋雨，还是对离开部队心生惆怅，反正在那段时间里，他显得忧郁和落寞，话也比平常少了许多，只是一趟趟地跑邮局，将一些用不到的行李先行托运走。
果然，在离正式退伍还有十天的时候，他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
两天以后，等他赶到家里时，大哥卫填川，二哥卫填港，三哥卫填河还有两个姐姐都在，大家一见他回来，“哗啦”一下子都围上来抱着他哭。哭了一会儿，他挣脱哥哥姐姐们，扑向躺在冷铺上的父亲，却见平日里白白胖胖的父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双眼凹陷，颧骨高耸。他心疼地拉着父亲瘦骨嶙峋的手，连声喊——爸——爸——我是六儿——我是六儿啊——
公公听到喊声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那纵横交错的纹路淌了下来，一反手死死地拉着六儿的手，再也不愿松开，但此时，他已经认不得他最宠爱的六儿了。
你哭没哭啊？我傻子似地问。说实话，婆婆去世时前，我还真没见他哭过。即使是婆婆去世，见到他哭也是在一个月之后，那次，我们一家三口一起抱头痛哭，肝肠寸断。
卫填海衣不解带地在家里陪了公公七天以后，必须要归队了，部队的退伍手续，必须本人去办理才行。而大哥卫填川也已经在家陪了半个月了。他是船老大，一条大渔轮正在二千多里远的大海上等着他，一天不走就是一天损失，他也必须要走了。
婆婆说，走吧，你爸就该着一头一尾两个儿子不能守着他咽气，这都是命。
公公的确是在卫填海和大哥走后的当天夜里落气的。等他们从各自的驻地再赶回去时，公公已经下葬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座插满白色哭丧棒的新坟。
卫填海退伍后，因遭遇不公平的分配待遇而大闹民政局时，正热孝在身，再加上父亲患病在床十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低迷，家庭气氛沉重而压抑，也不能怪他有火焰般的脾气。而且，这些还不是他发脾气的主要原因，最最主要的，还是他手里攥着的那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他说，个死秃子，敢耍爷，耍爷就是耍军队，耍国家。这残疾证他也敢不认？他要是敢不给爷安排好工作，老子就去他家吃住去。
退伍前，团长虽说没认下干儿子，但也没有食言，不但将他档案里的处分都掏出来撕了，还找来卫填海，说想要和他再谈谈心。团长说，小卫同志啊，别的东西你也不稀罕，那就给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吧！二等或者三等，你想要哪个？
于是，又拍电报给婆婆，问要几等。婆婆一想，二等说明伤得很重，上次老大去部队看六儿时，看他走路好像也不瘸啊，还是要三等吧，省得到时候找不着媳妇。
于是回，三等。
我急了，说老太太您可真是糊涂了，现在二等伤残军人，国家每年要补好几万块钱呢，医药费实报实销。再说了，当年那二等伤残军人家属还转户口，准许生二胎，要是您当年要了二等，没准儿我还能再给您生个大头孙子呢，那二等的好处比三等多多了。
老太太还委屈，说我哪懂这些啊，要是随了六儿，他还想去人家团长家“倒站门”呢，那时候别说孙子，我连儿子都看不着了。一听这话，我又急了，说妈哎，您搞混了，人家团长的女儿，那时才刚刚高中毕业，哪能就“倒站门”呢？
问到最后，原来是卫填海搞错了，把“招女婿”说成了“倒站门”。何为“倒站门”？寡妇招汉子上门，才叫“倒站门”呢！
要走了，部队有热心人张罗着拍照留念，于是，我就认识了卫填海的“叛徒”战友，“汉奸”战友，美女护士长，营、连、排、班长，还有一群长得并不好看的小母鸡们。说实话，卫填海在部队的时候，长得还真不错，我也是在看了这些照片之后，才决定嫁给他的。
哪个是团长啊？在看完这堆照片决定嫁给他之后，我的小心思就活泛了起来，对着正在灶上忙得热火朝天的卫填海喊话。不用说，我想透过团长的脸，看看他的女儿长得漂不漂亮，闺女的长相随爹，这是普遍现象。
团长那天没在——
他隔着烟火对我喊，喊声里，还夹着一股甜丝丝的红烧肉的味道。
这家伙，退伍三年之后，又发胖了。
三、打工妹的春天
卫填海退伍那年，我也在经历着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蜕变，那时我十八岁。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从遥远的南方吹到我的家乡时，已经到了九十年代。村里通了电之后，我家添置的第一件家用电器，就是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
当时，电视里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叫《外来妹》。这部电视剧虽然描述的是六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不同命运，有些悲凉的意味在里头，但我却不怕。虽然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时也会很无奈，但我不害怕那些大风大浪，觉得可以用自己智慧去搏击，去化解。
但是，在观看那部电视剧的时候，我正被牢牢地绑在一棵大树上无法动弹。我不甘心就这么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像一只急于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萌生了想要飞出去的想法，这样的想法。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让我感到了莫名的激动。
想法是有了，但是我没钱。我不可能一路乞讨着去广东，这不现实，我也不能找父母要，我知道他们不会给。
那段日子，我就像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飞蛾一样，表面看着很平静，但内心却是那么地焦虑和惶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出一年，我可能就要嫁给他。
那么，“男朋友”会帮我吗？更不可能。说实话，我那时可能也没将人家当男朋友看。当然，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没问过，他也没说过。
就这样，几个月后，在我觉得快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广播里开始反复播放招工广告，欢迎广大农村青年外出打工。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做代课老师。可说是代课老师，却没有工资。我那时是替父亲上班的，只是人换了，但工资没增加。
那时候，父亲爱赌钱，昏天黑地地赌，工资早早地就被他付去赌了，还不够，到处去借。借了没钱还，人家就找母亲要。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的。
我后来想想，父亲恋上，应该是从我最小的妹妹出生以后开始的，父亲的理由就一条，说没儿子，省钱给谁花呀？这句话，他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来，但话里话外的，就是这个意思。
母亲不管，就跟他闹，一直闹到父亲六十六岁的那次胃出血为止。
我就是在那样的.家庭氛围中走出去的。出去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飞翔在蓝天下的白鸽子，在暖暖的风里飞，在软软的云间飘。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打扮：齐肩短发，齐眉刘海，头上一顶橘黄色的太阳帽，上身着白色杭州丝绸衬衫，下身穿菊花黄色短蓬蓬裙，丝袜，白色凉鞋。当我穿着这一身衣服，轻盈地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时，夏日的阳光，哗啦啦地往我身上倒，我感觉到路上的男人们射向我的炙热的目光。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脱茧而出的美丽的蝴蝶，飞起来了。虽说向母亲讨钱时的晦涩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退，但我还是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到南方几个月后，我那“男朋友”找我来了。那是个清瘦白净的青年，没有明显的性格特征，话也不多，好像还有点儿怕我。虽说他来之前，在前一封信里提过这事，我也回信叫他不要来，但他不听，还是来了。
他来的那天，我正好是夜班。当他辗转找到我上班的地方时，已经快到中午了。
我领着他去职工食堂吃饭的时候，厂里的女工都好奇地看他，问我，你男朋友？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吃完饭，我将他领到街上找了个旅馆安排他住下后，就回宿舍睡觉去了。临走时，他喊住我，说明天下班陪我去招商城看看，行吗？我说行。
第二天一早，我又领着他去食堂吃了早饭，并陪着他去了三十多里外的招商城，一直逛到下午四点多钟，连中午饭也没吃。在招商城里，他兴致勃勃地窜来钻去，买的东西倒也不多，只给他自己买了两套衣服，然后就乘车回去了。
目送他踏上回乡的汽车后，一转身，我就将那封揉得皱巴巴的分手信，塞进了路边的邮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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