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散文
二十一世纪，中国走向了世界，在国际思潮和文化的冲浪下，国人既自傲又自卑，自傲是因为国人自恃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自卑是因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五千年沉积下来的文明缺少一种对心灵深处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西方文化的穿透力正在以居高临下的势态影响着我们年少的下一代。站在世纪的交点，国人放不下自己古老的血统文化的同时，却迫切地期盼文艺复兴的春天。
在如此矛盾和尴尬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找到走向世界突破口，找到突破口唯有从根源上入手。儒释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基督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本源，两种精神放在一起比较得出的结论：儒释道精神是“圣人之言”，是对“道”的诠释；基督精神是上帝“道成肉身”，是对“道”的活出。一个是圣人的说，一个是上帝的做，把道说出来和把道活出来有截然不同的功效，说不等于做，而做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正如“大音无声”。《圣经》的旧约部分也是圣人之言，上帝借着先知晓喻世人，旧约的犹太人抱着圣人的教条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法里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达到了腐朽的极致。二千年前，耶稣基督的降世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道成肉身完全活出上帝之道，以血淋淋的十字架，走进世人的心灵，又以复活的真实带给世人无限的期盼。
因此，中西文化定位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对心灵震撼的大小：一个是与神同在的逍遥，一个是效法基督的拯救。中西方文化的定位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美学的走向：一个是超凡脱俗的飘逸和洒脱，一个是把爱带进人间的.死亡。所以，中国文化美的极致是出神入化的玄妙，西方文化美的极致是爱是进入死之门、死是抵达爱之门，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西方文化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两极。
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欧洲文化等等的西方文化，在基督精神渗入之前，不过是民族地域文化而已，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道的言说，比方希腊以诸神（人想象的神）为主的文化，其中普罗米修斯虽然殉难，他所活出的只是神性的“勇敢、坚强、博爱、无私”，但不是耶稣完全的“道成肉身”，充其量普罗米修斯是个神话英雄人物，而基督的上帝让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惨死在十字架上，是历史真实的呈现，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洗刷人类的历史之罪，把永恒导入了人类历史，具有普世的价值之光。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希腊的上帝，不仅仅是罗马的上帝，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上帝，上帝是超越诸神的上帝，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上帝是所有人类的上帝。
也许国人会说西方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我们无法企及的穿透力，是因为西方人苦难深重的历史叠加而至，从而形成了世界强大的、不可摧毁的精神和意志，这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是西方文化所依赖的精神背景不同。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写就了血泪斑斑、千疮百孔的华夏民族，患难是外在的，也是现实存在的，痛苦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也是对外在患难的抵御，没有一种超越人性、超越生死之上精神的注入，人的心灵永远是软弱无力的，只能被外在随时随在的患难摧毁，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无疑是人类唯一的最高的选择。
今天，我们走向世界，脚步迈进了世界的大门，心还是飘游无定，一片茫然，无所适从。贯通中西的学者刘小枫说“中国从来没有过文艺复兴，也从来没有过启蒙运动，不仅没有过雅典，也没有过耶路撒冷”，他还说“西方文学家那种源于雅典和耶路撒冷—希腊精神和基督精神的审视个人命运和世界苦难的景观，中国文学家毕竟至今尚未据为已有”，他一语道了中国文化的症结。其实，走向世界就是走向上帝，而不是移植和嫁接西方文化，而是用基督的普世精神来激活和催生华夏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我敢断言：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前，没有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可以与华夏文化相比，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一直是世界注目的璀璨夺目的东方之珠。只能说希腊、罗马等西方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基督精神注入民族地域文化，捷足先登步入了世界。
一个民族的发展，就是精神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繁荣，就是精神的繁荣。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走向了世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走向了世界，中国何时才能把上帝“道成肉身”的基督精神完全据为已有？何时才能把打上华夏铬印，注入上帝新鲜血液的中国文学带出神洲之地，走向世界？作为炎黄了孙，我们期盼着，同时深入历史痛苦的骨髓中去，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审视个体存在的困境，仰望独一无二的上帝，为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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