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杂俎散文

江边杂俎散文

　　【一】才华不辨忠奸

　　有时候，人们在说起才华来，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人划到“好人”序列里去，再理智的人也不免这么想。似乎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一个“坏人”有才的结果，潜意识里生怕“坏人”玷污了才华这两个纯洁无比的字眼。

　　然而，现实却丝毫不顾人们的想法与愿望，自古以来，有多少大奸大恶之人却才华横溢，所以有古人说：具备大才华的人，作恶犯科的，才是大奸大恶，因为他们把才华用在了作恶上，比庸才更具危害性。想想看，要是一个才情冲天的人，骨子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得多么招人恨？所以老百姓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大秦帝国首位丞相李斯，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评论他都绕不开他的才华，一篇《谏逐客书》被作为历代名篇。更主要的，在李斯的辅佐下，秦始皇实现天下一统，成就了“车同轨、书同文、器同量”的盛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才，却做出了两件恶事。一是妒杀了同窗韩非，一是受赵高蛊惑扶持胡亥上位。两件事流毒之大，以至于千百年被后人诟骂。

　　明末清初有位名人傅山，既是大学者，也是一位书法大家，临终时告诫儿子，不得学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原因是赵孟頫宋皇贵胄降元，大节有亏。而董其昌则是作恶乡里的大恶霸。傅山的说法，体现了文人风骨，对赵孟頫的评价是否中肯暂且不论，但对于董其昌却恰如其分。单单从书法成就上看，他的书法影响了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二百余年，直至现代，书法家启功曾经说过，他的书法是成也董其昌，败也董其昌，这是说自己究其一生也没有跳出董书的窠臼。在绘画上也是如此，明末清初好几位有名的画家都师法于他，可见他的造诣之高。其实，有明一代，不独董其昌，老百姓都知道的嘉靖朝奸相严嵩，就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文赋大家、书法大家，当时号称“青词宰相”，他书写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后人几乎不能超越。

　　我们现在一说起大清朝的奸臣，无一例外的会想到和珅。其实，早在顺治年间，就出了一位恶臣：朱国治。这位朱大人在任期间，搜刮无度，被老百姓称作“朱白地”，意思是他所到之处，满目皆白，讽刺他搜刮民脂民膏之狠。不但如此，朱国治先后炮制了“江南奏销案”及“哭庙案”，尤其是在“哭庙案”中，罗织罪名杀了金圣叹。这样一位恶臣，却屡获升迁至云南巡抚，最后仅仅因为他拒绝吴三桂的拉拢，被吴杀掉，得以列入《清史稿》忠义传中。

　　从小，我就知道“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这两句话，然而，当我面对李斯的名篇，面对严嵩的榜书、词赋，面对董其昌的书作、画作，面对朱国治的所作所为，真不知道应该从里面看出什么来。

　　【二】“破书”之道

　　老早老早以前，就听过这么一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破”，多年下来，斧劈、刀砍、火烧、水煮，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书倒是弄破了不老少，笔下还是不见“神”，免不了琢磨：古人是不是在骗我？

　　曾经很多人向我推荐《红楼梦》，实话实说，读了半截儿，读不下去，于是自我安慰：咱既不是一个富贵传家的贵胄后裔，也没有“肥皂泡”破灭之后的大失落，所以不明白宝二爷的心境变化，纯属正常。但是这话原来也就敢说给自己听，绝不敢出去大放厥词，生怕被人家斥以浅薄。后来，听说鲁迅先生也评价过这本奇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难道怎么“破”书首先要看你的身份是干什么的？再后来，听说江湖上成立了一个新的门派，叫做“红学会”，据可靠谣传，很是红火。连很多名作家都不写小说了，改行儿研究起里面的衣食住行、婚姻物语来。比如：宝二爷的玉佩雕刻工艺到底是南派雕法还是北派雕法，晴雯撕的扇子是哪个百年名店做的，贾赦到底有没有偷自己的儿媳妇等等等等。《红楼梦》这本奇书，包罗万象，百科大全，真佩服曹雪芹。明白了，原来书是这么“破”的。等到央视《百家讲坛》开播，又见到了那么多名家展示他们是怎么“破书”的，于丹破《论语》、鲍鹏山破《水浒》等等，不一而足，让我过了瘾，也更加对他们高山仰止。书“破”到这个份儿上，才敢称大才。然而，让我疑惑的，一直以来，我顶礼膜拜的诸多大家，却始终不见登上这个讲坛，这个疑问至今得不到解答。

　　现代有两位国学大师：钱钟书、刘文典，应该被世人熟知，两个人都有很多传奇的故事。钱先生博闻强记，真正是“读书破万卷”，所以才有了《管锥编》这一皇皇巨著，然而书名偏偏如此“低调”，正所谓：以管窥天，所窥者大，所见者小；以锥插地，所刺者巨，所中者小。尽管是一管之见，然而一锥下去，却直指要害。刘先生呢，曾经在西南联大上课时，问学生：从古到今，研究《庄子》最好的两个人是谁？问罢，自己回答：一个是庄周自己，另一个就是我刘某人！这样的自问自答，相当的狂放，但学生们却认为刘先生具备这样的资本。在两位老先生的著作中，都显示了他们高深的造诣。然而，一个共同点：都没有去挖掘什么离奇八卦的东西。正应了《围炉夜话》中的一句经典：讲大经纶，只是落落实实。有真学问，必不怪怪奇奇。

　　我琢磨着，倘若刘文典先生研究《庄子》的时候，要是着力于探究庄周所摔的盆子属于哪一个窑口所烧的话，他是否还能被称为国学大师？如此看来，象钱先生、刘先生这样，才是值得学习的读书“破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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