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随笔散文
现在说谁谁去“看电影”，许是这样两种意思，一是去电影院里观影，凭票入场，票价不菲。一是安安静静呆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大屏幕的电视机播放的电影。这两种，和我要说的“看电影”目的差不多，形式却大相径庭。我说的是小时候去露天地里看电影，是在自己的村子里或去别的村子看电影。
那时候青山乡分成几个片区，一个片区只有一个电影放映员。我们是西南片区，放映员恰好是我们小徐屯村的。任庆发，个子不高，瘦瘦的样子，脸色总有些苍白。自己村里有放映员，在我们这些孩子看来就是近水楼台的幸事。
任庆发吃力地推着乡上给的自行车，车后架子两边驮着沉重的铁质胶片箱。他要是从往村外去，男孩子们就一窝蜂似的追着跑，边跑边问：“你是换片子去吗？”“是啊，我去乡里换片子。”任庆发的耐性好，谁的问题他都认认真真地回答，也不管是大人问，还是孩子问。“这回你能不能换个武打片？”“看看吧，上边来什么片子就得换什么片子。”
孩子们就在村头的树林里等，等任庆发换片子回来。远远地，他的身影一出现，大家马上欢呼雀跃起来，纷纷迎上去嚷：“今天演什么片儿？”“你换什么片儿啦？”“新片儿好看吗？”任庆发小心地稳稳推着车子，不紧不慢地说：“今天这个片儿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孩子们兴奋地往回跑，一路大声喊：“演电影啦！演电影啦！”“今天演《自古英雄出少年》啦！”
傍晚，天色刚刚暗下来，家家户户都赶紧把家务做完，鸡鸭赶进窝，门窗关好锁好，各个院落间催促声说笑声不绝于耳。正值夏天，菜园里好吃的多得很，摘几个酸甜的柿子，折一棵甜高粱，搬个小板凳，欢欢喜喜地朝空场地走去。平日里大人忙耕种，孩子去上学，村里见不到几个人影，可一到放电影的时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会儿功夫就汇聚成黑压压一大群了。自己村里的人凡是能走路的，都齐全了，外村的也涌来不少。李家店的，杨木浦的，何家屯的，周家屯的，生面孔熟面孔混在一处，齐刷刷朝银幕望去。有时我来得早，坐在银幕跟前，电影看了半天，冷不丁一回头，妈呀，人怎么这么多呀，里三层外三层的，脸挨脸，头碰头，简直是人山人海。那场面，真可谓气势宏大。
看电影让我们感到非常快乐，因此也更增添了一份担心，最怕无端无由地停电。那时大家才深刻意识到，电是好东西，它在生活中十分重要。如果连续几天没有电影看，大家的心情就变得异常烦乱，孩子们打架的多了，大人们吵闹的也多了。任庆发放电影的时候是放映员，平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也种了很多田。如果白天劳动过于疲累，晚上他也不想去放电影，所以他也要歇息几天。可是人们不想这些，只想着放映员就应该好好地放他的电影，乡里对放映员是有待遇的，拿国家的钱凭什么你在家里睡大觉，不让大家看电影？渐渐地，全村人都对放映员心怀不满，都埋怨他越来越懒惰。
起初有些人是善意地闹，他们去沟沿边的任庆发家，围着两间小土房喊：“任庆发，放电影！任庆发，放电影！”任庆发无可奈何地出来说：“等明天换了新片子，我再给你们放。”
有一次，几个性子暴躁的小伙子又去闹，他们拿土块朝人家窗玻璃上扔，还哇哩哇啦地怪叫。任庆发吓得不敢露头，他媳妇拎着铁锹站在院子里：“你们不让人安生，再闹看我不拍死你们！”她人高马大，一对铜铃眼，嗓门很亮。小伙子们只好闷闷地撤回去。村里的老人说：“任庆发太老实，欺负老实人有罪呀。”
电视机走进各家各户以后，人们依然对露天电影情有独钟。任庆发的脸色一直苍白，但他依然在坚持为大家放映电影。
在外读书，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次数渐渐增多，可始终觉得还是老家的露天电影看起来有味道。一次回家，与母亲谈起这种感受，母亲霎时神色黯然，感伤地说：“任庆发再也不能给大伙放电影了。”原来，村里几个霸道的年青人总去任家闹事，逼着任庆发放电影，老实巴交的.任庆发被逼得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拿起用来吓唬人的扎枪，一下子扎进那个最可恶的家伙的胸膛。
姓王的那个家伙死了，任庆发蹲了监狱，没判他死刑，判他防卫过当，有期徒刑三十年。他媳妇带着儿子走了，三间小土房在沟沿上一直空着。
记忆中看电影是那样让人兴奋，那样让人留恋，可没想到最后的结局竟如此悲凉如此无奈。一个孩子看露天电影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村子的蒙昧野蛮的时代过去了，一个国家的灰暗落后的时代也过去了。任庆发，这个微小得如尘埃一样的人，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终结者；是这个时代里沉默的奉献者，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他苍白的面容和瘦弱的躯体上，凝结了一段岁月中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伤痛。他的名字，像一个花朵般的血痕，永久地留存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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