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的散文
今天是母亲节，我又想起了母亲，她老人家是九三年的春末去世的，转眼二十五年了。
记得那天哥哥在电话中跟我说:“荣阿，姆妈‘那个了’，你赶紧回家。”他平时极少给我打电话，说话的声音很低沉，我心里咯噔一下，像天塌下来了。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比较平稳，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其时母亲虚七十，近古稀之年了。平时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起居饮食很正常，正享着清福呢。谁也没有料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真是晴天一声劈雳、当头兀的一棒！她老人家走得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甘心！以前上班，偶尔会想一下；退休闲下来了，想的时候多一些。前两年，我把镶嵌父母照片的相框摆放在新居书房的柜子上，进进出出总看见母亲微笑地望着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天干无露水，人老无人情”，说的是老者淡漠人情世故。我看不一定，我六十六岁了，不知咋的愈发怀旧，愈发思念母亲。
听父亲说，那天早上他们刚过早，他忙完厨房的事回房间时，忽然发现母亲一动也不动，停止了呼吸，一一平和安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地走了。民间有这么一说:平时喜欢整洁的人，生前往往因生活不能自理，弄得拖泥带水、一塌糊涂的。一生讲卫生、爱漂亮的母亲不是这样，即使是大病痊愈后的十三年，依然过得干干净净的；走时也是清清爽爽的，一一带着微笑体面地飞向遥远的天国！
母亲曾患有高血压病，七九年中风过，在市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搶救了几天才脱险。这个病西医分得细，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幸运的是在脑血管意外的几个疾病中，它还不算最严重的(舅舅也有高血压，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走时五十五岁，是最严重的脑溢血)。接下来要康复治疗，据说针灸的效果好一点。那时针灸科的病床十分紧张，跟班排队几乎没有希望。说起来也巧，母亲原单位(她早年在友益街的大华电机厂当书记)多年未联系的一个职工，去我家串门知道了这件事，正好他的女儿在这个医院的针灸科当护士。经过通融，母亲直接由心血管科转到了针灸科。
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是半身不遂，且为男左女右。幸亏搶救、康复治疗及时，出院时她老人家可以把右手放在左手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了。更值得庆幸的是，一回家便遇上了车站路红旗卫生院的一个退休老医生，碰巧他会扎针灸。红旗卫生院隔车站路十字路口的卓娅副食品商店只有几家，离母亲在友益街的工厂(原先的)仅有二三百米一一从厂门口笔直前行到车站路的新华书店(在卓娅副食商店的对面)，过马路左拐走不了几步。五六十年代母亲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在江岸区乃至武汉市也小有名气，附近认识的人多。她常去这家卫生院看病，也许是去来的次数多，混熟了几个医务人员。她带着儿时的我去这儿拿过几次药(高血压终身服药)，常见她边走边与科室的人打招呼。那个年代医院用的有一种叫来苏儿的消毒液，气味刺眼睛，加上桌子柜子等都是碜人的清一色白的，这两点是我最早对医院的记忆。老医生一周来两次，每次扎针半个小时，义务上门服务了半年。他不收酬金，父母亲过意不去，送了二斤小磨油给他。那时的医生大多不图名利，不计酬劳，令人感动。针灸治疗加上适当的肢体活动，效果还不错。原本像脱臼似的胳膊，居然一点一点的往上移，收缩到上肢自然下垂时，肩关节处的凹陷不那么明显了。此时的母亲可以趴坐在桌边，自己往口中送食了。中风后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真的不简单。
凭心而论，因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的晚年过得很幸福。然而因二老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难免有时闹点小意见。母亲一辈子豪爽大方，父亲则恰恰相反一一节俭小气，甚至到吝啬的地步。现在不当家、靠父亲照顾过日子的母亲，此时已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行事了，只好将就着。她老人家先前的生活是多么松散、洒脱啊。
乐善好施、不善理财、疏于持家的母亲，我是耳闻目睹的，且暗自为她老人家担心。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孩子们过新年穿新衣的变化。先前从身上的衣服裤子到脚下的鞋子，一律换新的。后来不知咋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讲排场的母亲特别重视过年，大吃大喝从来不马虎。捉襟见肘时，宁可压缩一家老小穿戴的花销。她也理解孩子们望穿秋水似地盼过年，想穿上盛装上街去玩。但后来周转不过来时，她确实顾不得了。最不济的年，孩子们身上仅添一件新上衣，算是新年见了新。我至今还记得除夕的夜晚，她老人家给我换新衣时失望的眼神，好像在说:“荣阿，对不住了，将就过个年吧！”其实母亲是不情愿这样的，无奈性格使然，谁叫她一贯大手大脚的呢？
我家七口人，舅舅家八口，还有一个外祖母；七零年前都住在天声街二层楼的私房里。我比八仙桌高出一头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一小孩不准上桌，夾点菜在一旁吃，也不知是不是黄陂乡下带过来的老规矩。大概是五八年大跃进、社会上吃大锅饭的前后，两家才分开了伙食，各吃各的；外祖母在随我家。原来定的每月各家孝顺外祖母的二元零花俸银，及一楼由外祖母收的租金，外甥打灯笼一一照舅(照旧)。六零年哥哥应征入伍，我家又少了一张口吃饭。原本不薄的收入(父亲是甲等搬运工，月收入不下百元；母亲是拿薪水的国家干部，月进项大概六十五元)，稍作安排，对付一家人的生活绰绰有余。要知道那时人均二十元左右的开支，高出人平均生活费十元的基本标准一倍。而许多人家还参加金额多少不一的互助会(一般为十人，出会钱的人每月关饷时拿出十元，由得会钱的人收。抓阄分号，轮流当庄；亦可自行协商调节顺序。来会的人多为攒钱购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之类的家庭大件，也有派作其他用场的)，一般靠船下篙地过日子。我家很少参加来会，外祖母有时补缺凑个数(只当储蓄)，按说柴米油盐不会有什么压力。可是一到了月底，尤其是阴历年关，总看见母亲慌出慌进的张罗借钱周转之事，有时闹得水响，惊动了孩子。也是的，无计划、无安排地过日子，不拆东墙补西墙才怪呢！尽管这样，她老人家总有办法扯平，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母亲会享受。过去用皂角和碱块洗衣服的时候，她就用上海牌的香皂洗脸(午睡起来亦这样，不敷衍)；喝的茶叶是西湖的旗枪；穿的裤子都是在如寿里和友益街相交的巷子口，一个矮个裁逢师傅用老式烫斗(臌臌的口中含着水，“卟、卟、卟”地喷洒在衣上，裹着的烫斗须隔着东西烫，一股雾气升腾起来。手艺不到家的人，烫糊了要赔的)烫的；做的衣服不是兰陵路上的首家服装店，就是旁边的怡和服装店的……她从不薄自己。对别人也一样厚待。
姐姐常说母亲对人好，过早时碰到街坊的爹爹婆婆，常争搶着付款。激动起来买一盘二两粮票、一角五分钱、一般人舍不得吃的豆皮(公安路口子上的一品馨餐馆的豆皮，虽不及大智路上的老通成豆皮大王全国有名，但在我们那一带也名噪一时)，外带一碗鸡蛋米酒，孝敬街坊老人的时候也有。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哥哥与天声街老屋隔壁的发小建国小聚，分别了三四十年，一见面他就说我母亲是好人。他家有五口人，仅靠他父亲一人在麟趾路的一家皮鞋厂上班，他妈妈在家料理家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家的住房窄小，他说小时候在我家挤过床睡觉。经他这么一说，我想母亲过去或多或关照过他们。外人这样说母亲，我比姐姐听得少，但我舅舅家的孩子，只要提起姑妈没有不说好的。六个表兄弟姐妹，能举出许多对他们好的'例子:给谁买过尼龙袜子；给谁买过花衬衣；给谁零花钱……很多事我并不知道，但母亲对邻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对她唯一的弟弟的孩子。即使是不相识的人她也帮，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善心。
母亲先后调过几个单位。退休前几年她在厂里管食堂，厂里有几个临时工(过去没有“农民工”这一说)，干活很辛苦。她总对食堂的师傅说:“每餐弄点免费汤(蕃茄鸡蛋汤之类，不是照得见人的‘神仙汤\')，饭让他们吃饱，汤管够。”这是母亲亲口对我们说的，她希望孩子们做慈人善事。
父亲当家以后，每月给二十元钱母亲零用，十几年不变，母亲也没要求涨一点。但不够用时可提前预支，第二个月再扣除。一个不能到处走动，又不上街的人，要钱干什么呢？母亲喜欢子女，也喜欢孙辈的孩子。每年六个孙子、外孙过年的压岁钱她早就准备好了，每人二十元，一共一百二十元。这占去她能支配的钱的一半，剩下的用于香皂、洗发水什么的(衣服、鞋子什么的多为心细的姐姐、妹妹添置，当然也少不了三个孝敬的儿媳妇买)，够用。这说的是八O年以后，二老迁到胜利街住时的事。此前还搬过一次家。
七零年街道办事处拥军优属，给哥哥分了一套二十平米的宿舍，用作婚房。这是街道上盖的四层楼的房子:中间是楼梯，两边各住五户人家，共厨房、卫生间；当时算好房子。我的嫂子是独姑娘，哥哥在部队，家安在了嫂子的娘家。新宿舍在天声街旁边叫辅仁村的巷子里，哥嫂不住，我们搬过去了。这之前的六八年，姐姐下放到襄阳；之后的七二年我下放到江陵，家中剩下弟妹。我们回家过年、或人多住不下时，也可去天声街的老屋投宿。没几年母亲中风了，呆在窄小的房子里不利于调养，加上弟弟也长大了，迟早要腾房子结婚(单位不分，在家挤着住的也有)，父亲跟哥哥嫂子说了，搬到车站路和胜利街交汇处的房子里去了。那儿四十个平方，二楼临窗的套间，二个老人住很宽松。这是原法租界的房子
，旁边是武汉电影院和解放电影院，离粤汉码头、滨江公园近。这是哥哥在武汉铁路军代处时分的。那时二个侄子不大，他又在外地，需老亲娘搭把手，不能搬过来。正好父母亲想住，住呗！母亲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十几年，应该说是很幸福的，但遗憾的事有二件，至今我心里还很痛。
那时，父亲每天踩着自制的三轮车，带着食品、水什么的，陪母亲去滨江公园休闲。那儿老人多，有江水，有树木花草，有锻练身体的，有谈天说地的，还有唱戏的……好玩得很！父母亲喜欢听汉剧、楚剧，唱戏的不搭台子，在人(多为退休的爹爹婆婆)集中的地方随便开个小场地，锣鼓什么的一响开唱！那个年代唱戏的还没有放开，规规矩矩唱，规规矩矩的看。听戏不收钱，观众自己看着办。五元、十元不嫌多，一二元不嫌少，艺人有口饭吃就行了。母亲不白听，会给一元钱。经常给父亲不同意，总是盯着，母亲一伸手掏荷包，他会制止。没有办法，双方妥协各退一步:隔几天给一元。就这父母亲都有点不舒服，父亲觉得总有人会出钱，可给可不给；母亲觉得唱的太辛苦，不给心中不安。
九一年的十月，我和妻子从潜江调回关山医院，欠六千元的债回武汉的。我每月二三百元的工资，实在拿不出钱给母亲听戏。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第二呢，回到了母亲身边，我总想孝顺一下。母亲身体弱，总想买点保健品补一下。那时广州生产的太阳神口服液，风靡全国。我算了一下，10亳升十支装的十三元五角；100亳升的九元八角。为了节约三四元钱，我送给母亲的是100亳升的。按每天10亳升算，一个月顶多省下了十几元钱。可是对手脚不大利索的母亲来说，从100亳升的瓶子中倒出10亳升，多么不方便啊。现在，一想到她老人家颤颤巍巍地倒药，我心里就难受。
那时，我每次回家问母亲:“姆妈，太阳神的效果怎么样？”母亲笑着说:“好，好。吃饭香，睡觉也香。”
二十五年过去了，母亲灿烂的笑脸，永远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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