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希望散文随笔
一张泛黄的纸,在旁人眼里,也许没有多大价值,但对于某个特定的人来说,会有无法估量的意义。二十五年前,我进派出所工作不久,就遇上了一件与纸有关的难忘事。
那天,有个身穿皱巴巴灰色上衣的男青年探着身子走进户籍室,一看样子便知是位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我问他有啥事?他没有回话,只是用焦虑又期盼的目光望着我。
当我再次问他时,那人还是没有开口,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轻轻放到办公桌上,最后用手压了压平,推到我跟前。我拿起那张泛黄的纸,看了一眼,上面的字很少,只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迷惑的我想再次开口时,那人用手比划着“咿呀”两声,拿起桌上的笔和纸,歪歪扭扭写下几个蚕豆大的字:“我要找亲人!”我一愣,不由得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男子:三十岁左右,一米六几的个头,左脸颊有块五分硬币大的胎记。原来,此人是个聋哑人,来寻亲的'。
我不会哑语,所有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此刻的纸,已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成了一张有着生命气息、能开口说话的纸,它传递着声音、传递着温度、传递着忐忑的心情、传递着希冀的目光……
经过一番艰难的“纸上谈兵”,终于让我理出了点头绪。此人是从河南来的,希望派出所同志能帮他找到亲生父母。那张泛黄的纸上,是亲生父母为他写的出生年月和时辰,当年放在他的襁褓里。1960年出生的他,明显比同龄人要看老几岁。幸好,已经过世的养父母在那张纸的背面写有他亲生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但从他所提供的情况看,亲生父母所在的“下沿河”街道早已不存在。那么,他要寻找的亲人现在会在哪里呢?
看着他期盼的目光,我答应了他,为他翻查以前的户口簿底册。可当我爬上派出所的小阁楼时,才知道寻找工作是多么艰难。八十年代初的派出所,办公条件差,档案柜不仅破旧,而且还不够用,好多五、六十年代的户籍资料都被捆扎在一起,塞进麻袋,丢到小阁楼里“立壁角”。看来要找到他亲生父母的落脚点,必须先查找五、六十年代户籍资料中的“下沿河”这条街,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希望的结果。可问题是,这条老街究竟躲藏在哪只麻袋里呢?
我钻进低矮的小阁楼,像小狗似的翻了半天的麻袋,可直到下班也没翻着“下沿河”的户口簿底册。哑巴青年失望了,我答应他明天继续翻。其实,那天我没有回家,去附近的小饭店草草扒了一碗饭,就躲进小阁楼挑灯夜战了。虽然是初夏,但小阁楼已如蒸笼般炎热,灰暗的灯光还时不时要我与散发着霉味的纸做出亲吻状。就在我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快要坚持不了的时候,终于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看到了“下沿河”三个期盼已久的字,很快又看到了哑巴青年父母的名字。于是,我顺着“下沿河”的踪迹,一路追击,终于查到了他们的去向。原来,哑巴青年的父母因工作调动已落户上海。第二天,我把一张写有上海详细地址的纸条交给哑巴青年时,他接过纸条,二话没说就跪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连忙将他扶起。那夜,我做了许多梦,其中一个就是有关哑巴青年和他父母重逢的梦。不久,他的一封来信给了我巨大的成就感,也证实了这个美丽的梦。
从那天起,我就利用工作间隙和中午或晚上的休息时间,开始整理那些放在麻袋里的户籍资料。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认认真真把每一张泛黄的纸都按照街道和门牌顺序装订起来,重新贴上标签,装上硬纸封面,腾出橱柜,把它们请进“新居”。
后来,我通过那些整理好的原始户籍资料,又为多名寻亲者找到了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每当看到他们一张张充满泪水的笑脸或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股暖暖的、润润的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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