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名的散文随笔
对于一个走出了出生地的人，曾经的家园就变成故乡了。那个所谓的故乡，除了人和物的生动形象时常会在脑子里或在梦里出现，当然还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会被我们反复地提起或写出。
我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填写各类表格，或在寄出的信封的右下端，都会写上太湖县新仓区转桥公社社岭大队，现在这个地名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太湖县新仓镇塔山村。对于这个地名，我会沉默良久，仿佛突然面对一位童年的朋友，需要在记忆中仔细搜寻，才能从他落满沧桑的脸上找到二者的切合点。
我曾经在社岭大队做过五年赤脚医生，每天走村串户给病人打针送药，我们大队八个生产队，没有一个社员不认识我，他们把我当成自家亲人。我离开村里许多年以后，偶尔回去，乡人大都一惊一乍：“你过得这么好哇！”，我知道他们眼中所谓过的好就是发福了，而发福了就表示衣食无忧。在他们的惊羡声中，我不禁也高兴起来，为发福而愁苦的脸上暂时露出得意之色。
现在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是我少年的朋友，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偶尔来县城办事，会把我叫出去小聚，我们找一个很便宜的小饭馆，烧一个火锅，然后几个人一起喝酒，聊天，说说老校长，说说某位老师，说一些中学时代男同学女同学的事情。有时说到的那些事其实很平常，却也能让我们开怀大笑。
这是因为那种溶入血脉的亲情仍然固执地在流淌吧。
今年正月初四，我一位同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拎着礼品来看我了，我当时感动得只知道搓着手傻笑。他说，“很多年没看见过你，只是想看看你，看到你过的这么好我就放心了。”那同学是我的本家，按照辈份和乡俗我都应该给同学的老父亲拜年，但我很多年没有到他们家去拜年了，也不是因为没时间，大概是我的心已经粗糙不堪了，它除了应付必须应付的琐碎，那些柔软的部分沉睡得不愿醒来。
老人家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我同班同学，现在马鞍山工作。当年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我为他们牵线并提供场地。那时我住在新仓区公所的木楼上，有一次男同学来了，要我喊来女同学，女同学到了以后我借故走开了，腾地方让他们谈话，当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听男同学对女同学说：“我觉得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我当时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现在想起仍然觉得十分有趣。
那句话成了他们回忆中的一处风景。
前几天这对同学夫妇回来了，另外还有一位在美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同学也回来了。这位“美国鬼子”一见面就拉住我的手，乡音和外貌居然都不曾改变，不但能叫出我的名字，而且能说出我和我哥的许多轶事。我哥是我二伯父的儿子，是我的堂哥，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那时像条尾巴，常跟在我哥后面到他们那些男同学家去蹭饭吃。
几位同学在城里小聚，大家都提出第二天回村里去吃锅巴粥，便打电话给在村里当书记和村长的两位同学，让他们安排一下。第二天下午十几个同学聚在村长家，吃着三九菇和干芥菜烧的火锅，喝着他老婆用土锅台烧出的香气喷得很远的锅巴粥，当然少不了还有酒。
我们从夕阳西下喝到月上中天，浓浓的乡情像啤酒从杯中溢出，大家少数清醒多数醉。那清醒的当然知道人到中年，鬓边白发如秋草，能抽空相聚在一起多么不容易，所以当心身体顶顶重要。那醉的.呢？那醉的已经不知今夕何夕，以为还是当年同学少年，在寒假里围着老校长耍赖。
我也醉了，脚下的土地仿佛在晃动，头顶上的月亮已经不是那个挂在村头树梢上的月亮。村名的改变曾经使我心里感到别扭和陌生，好像不经意间谁把我的故乡掠夺了，一时间失去了精神的皈依。
人的一生总是在有形和无形的两座山之间行走，那有形的是故乡，那无形的总在远方，是在这山望见那山高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站在两座实体的高山之间。一座叫塔山，另一座叫做天罗山，我感觉自己听见了山脉的呼吸。一个地方它叫什么名字已经不再重要，有乡音乡味，有浓浓的乡情就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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