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烟记散文随笔
村里又一个老人去世了，办丧事那天，大老执（老家人对红白事总管的称呼）给我安排个外柜的差事，说我识文断字，适合干这个。外柜，其实就是在给前来参加丧礼的事主亲朋登记名字和钱物。和我搭档的还有两位年事稍长者，一个负责接待来宾，一个负责保管钱物。
论理，相比那些被安排刷洗、烧水、端长盘和找借的人来说，外柜的活还是比较清闲的，有人来就登记，没有就闲坐。但那是冬天，结了冰，还刮着寒风，我们在室外坐着，被冻得浑身冰凉。铺在桌子上的塑料薄膜不时被风卷起，拿笔的手也似乎被冻僵了，写字总不得劲。这还不算，大老执还对我们说：你们今天除了搞好登记，还得要烟啊！
我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儿，忙问两个搭档：要什么烟啊？一个搭档说：这你都不懂，到底是读书人。我们这有个习俗，就是办丧事时，事主家已经出嫁的女儿、孙女来上礼时，必须给外柜和挂帐子（上写名字和挽词的礼品）的人几包香烟，不给，外柜就不登记，帐子也没有人挂。一般来说，她们是不会主动给烟的，我们得要，要多少烟，就看我们会不会忽悠了。实际上，不给烟也不要紧，但别人会说外柜的人没能耐。搭档还没解释完，大老执就走过来说：这家的女儿、孙女多，你们要是要不到烟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我给你们的任务是，等下午算完帐后，最起码你们得分给我们三个管事的每人四包烟，剩下的你们外柜和挂帐子的再分，分多分少就看你们的能耐了。
我皱了下眉头，说：还有这样的规矩啊？搭档说：多少年都是这样，不要也不合适啊！你看大老执都给咱们下任务了，到时千万不能客气！虽说要烟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你不认真对待，最后你的面子很可能就过不去。
我说：到时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平时我工作不回家，跟他家的那些姑姑、姐妹很少见面，好容易见了，却要问人家要东西，我撕不开脸啊！一搭档就说：那没办法，你要觉得不好意思，就说这是大老执的安排，她们不给烟，你就不下笔，她们上不了帐，就不能去吃饭，和她们磨就是了。
没想到这样简单的活竟给我增添了不小的心理负担，事主家的女儿和孙女们还没来上账，我就开始暗暗地犯难。
亲朋们陆续地到来了，报名、交钱、登记，没有要烟的程序，一切顺利。
终于，事主的女儿、孙女们来了。女儿辈的有四个，孙女辈的有五个。看到她们过来，有围观的就说：来了，上买卖了！很明显，她们也清楚这个要烟的规矩，她们一边小声地商议着，一边慢慢围到帐桌前面来。看到我，她们原本悲伤的脸上立即露出笑容，有年长者还喊出我的小名。
看到她们熟悉的面孔，我也马上报以微笑，姑姑、姐姐、妹妹地一个个地称呼她们。其中有一个是我小学同学，她走到我身边，说：老同学，今天你记账啊，你写的字真好看。我连忙谦虚地说：哪里，今天是来练字的。她说：你还谦虚什么，上小学时你成绩就好，现在又有了稳定的工作，不像我们，考不上学，只能在家种地。她说话时，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与她一起上学的情景：那时我们多么单纯天真啊，整天一块上学，一同回家，在学校争先恐后做好孩子，在放学路上手拉手唱歌。她的'歌喉很好，老师在课堂教唱《茉莉花》、《小松树快快长》等歌，她两遍就学会了。一到放学，她就在路上开心地唱：“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丫/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你/快快长大，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是的，我们都长大了，今天我却要向她索要香烟！
老同学恭维我一番之后，便掏出一沓钞票，说：“先给我记上吧！”我正要动笔，一搭档提醒我说：“你就这样记上了？”我立即想到要烟的环节，就放下笔，对她说：“老同学，规矩你是知道的，我不能白给你记啊！大老执有吩咐，我得执行，不能到我这坏了规矩。”其它的正准备上账的姑姑和姐妹们马上附和说：“什么规矩不规矩？你是个斯文人，还好意思跟我们要烟吗？我们都是穷人，平时又不抽烟，身上也没装烟啊！”一搭档就说：“那就是你们的不是了，明明知道有这事，还不事先做好准备，没烟不要紧，掏钱现买还来得及。”一个负责挂帐子的也说：“都是明白人，就抓紧掏烟吧，我知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别磨蹭了，不就几包烟的事吗？”她们中就有人说：“我们真没烟，要想抽烟，以后到我们那走亲戚去，管你抽个够。”另一负责挂帐子便说：“以后讲以后，现在是现在，必须划这一道，不然你们就等着，天这么冷，何必为难我们啊！”老同学说：“到底是谁难为谁啊！”
局面僵持了一会，最年长的那位姑姑终于发话了：“那要多少烟啊？”我的一搭档说：“一人一条。”那姑姑睁大眼睛，说：“什么？一条？你们想开烟店啊？”搭档说：“那拿少了你们也不好看啊！”那姑姑说：“我们不觉得。”这时，一围观的就说：“我给圆个场，你们也不要拿一条了，一人四包，外柜两包，挂帐子的两包，不好吗？”那姑姑说：“两包就行。”一搭档说：“起码得四包。”那姑姑犹豫了一下，就撩开孝衣，从羽绒袄的口袋里掏出四包香烟来，放到帐桌上。我拿起笔，记上她的丈夫名字和礼金数。围观的人便起哄：“原来早有准备啊，其他的人也快点的吧！”余下的姑姑、姐妹们便只好不情愿地各自拿出香烟和祭礼，我一一为她们登记入册。
中午吃完饭，盘点。我和两位搭档将索要来的香烟拿出十二包，给三位管事的每人四包，剩下的还有二十四包，我和两位搭档每人五包，两位挂帐子的每人四包，剩下一包拆开散给众人抽了。
当我揣着六包香烟走出室外的时候，正巧遇到那位小学同学，她冲着我鼓鼓的口袋说：“怎么样，今天收获不小啊，没想到一向那么老实的你也会开口向人要东西了，看来，有权就是好啊！”
虽然是玩笑话，但我听着却是讽刺，感觉口袋中的香烟像是讹诈而来的，这跟索贿有什么区别？我像做错事似的，冲老同学做个鬼脸，便快步离开。
傍晚的时候，跟别人的车去市里，我掏出两包烟给他，他推辞，我就说：“不是什么好烟，又不是我买的，你就收下吧。”他便客气地收下。途中经过一个小收费站，按规定那收费站早该取缔了，可至今还是照常收费。车停到收费站窗口，我给了收费员两包烟，他就友好地收杆放行。
第二天，回到单位，又想到索烟这件事，突然有些感慨：当时作为外柜记账的我，向事主家的女儿、孙女索要香烟是管事的暂时赋予我的特权，认烟不认人是多年来形成的潜规则，不遵循这潜规则，我就没法向管事的交差，就没法和一起共事的在最后分配所谓的利益。
一旦潜规则形成习俗，要想冲破就有了太多太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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