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故乡情散文随笔

悠悠故乡情散文随笔

　　我一直是把我生活工作过的工厂称之为“故乡”的。

　　我的父母是一个三线厂的第一代创业者，在1965年，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在韩王山的深处和工友们用艰辛和血汗建立起了这个化工厂。

　　从出生起，我就生活在这个沟壑里。由于建厂时的技术人员和建筑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不同造成交流障碍，于是，普通话就成为工厂里的语言，特别是我们这些职工子弟，哪一个不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呢。

　　我小学的班主任杨老师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南方人，丈夫是工程师，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学习好，那时候上学是可以跳级的，他们三个都用三年或四年的时间读完小学。常被父母比作榜样，原来，那时候也有“别人家的孩子”。

　　根本不用定响铃，遍布厂区、家属区的有线大喇叭每天早上6点半喇叭里开始吹起床号，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伴着新闻被父母强行从床上拉起来吃早饭，听着大喇叭里的《运动员进行曲》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起书包上学。父母倒班的时候不忘让我们脖子上挎上钥匙，很早我们这群孩子们都会自己做饭。中午十二点半大喇叭里准时转播刘兰芳的评书，特别是《岳飞传》和《杨家将》让我听得如醉如痴，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才依依不舍离开。

　　我家住在山脚下，而学校在半山腰的另一个边缘。上学路过厂区，大型设备的轰鸣声让我感觉很好奇，期间还路过原料煤场，黑压压的一大片，总会有临时工不论严寒酷暑都拿着锤子在把大块的煤砸成小块。放学的时候，由于是一路下坡，身后就会扬起阵阵煤粉，一路黑烟滚滚飞奔回家。我家的窑洞，听父辈们说是城里大财主任聚武的房子，是长工们看山的地方，可我怎么看也觉得像是避暑山庄，用石头依山建起几排窑洞，冬暖夏凉，我们居住的两间窑洞是套间，门口有颗合欢树，树干上常年绑着橡皮筋，在没有电视电脑的年代，那是我和伙伴们经常玩的游戏之一。

　　1950年著名诗人阮章竞在长篇叙事诗《漳河水》这样写道：

　　漳河水，九十九道弯，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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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工厂因为水源的关系，就建立在清漳河畔，美丽的漳河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丰沛的地下水资源把那片河滩地打造成了水草丰美的地方。成片的芦苇帐里常有野鸭出现，偶尔还能看到成对的鸳鸯在溪边戏水，乌龟爬上河床晒太阳。我常玩的地方就是那片河滩湿地了。即使父母都有工资，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物质生活也极度匮乏，母亲在山坡边开垦了大片荒地，养了很多鸭子，最多的时候有十九只。鸭子的食量很大，每天放学我都会去河滩捞水草。水草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即使瑟瑟的冬天，汩汩的泉眼里也会冒着腾腾的热气，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夏天的`傍晚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拉上哥哥，拎起水桶，扛起带竹竿小网，把自己置身于清凉的溪水中捞小鱼、小虾、河螺等水生物来喂鸭子，然后带着胜利成果一脸兴奋跑回家。现在一直想，面对活生生的生灵我是怎么做到的，也许是想着巧手的母亲是如何用鸭蛋给我们做各种美食吧。

　　记忆里的一个暑假，父亲领着我们，在漳河支流的小池塘里放鸭子。鸭子在池塘里嬉戏捕食，而父亲，就在漳河的不远处捕鱼，下午的晚霞，照着父亲撒网捕鱼的模样，周围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八月份的初秋，芦苇的叶片尚为绿色，配以白色的花絮，真是美极了，如果用画框框住，就是最美丽的光影了。

　　1986年，正上高一的我工厂招工，只招收职工子弟，父亲问我，我想都没想，随口一句“上班！”我顺利地成为一名化验员。那时候工厂已经不再生产炸药等军工产品了。“备战备荒”的仓库里只剩化肥了。上班守着家，又守住了那片河滩地，而那片河滩地在短短的几年，已经面目全非，母亲说：“工厂排放的污水把河水都污染了，再加上毫无节制的捕捞，野鸭鸳鸯早已经看不到了，鱼也很少见，不过，市场放开，生活条件好了，厂里也没人喂鸭子。否则拿什么喂鸭子呢？”

　　1999年，在我上班十多年后，我的工厂，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被淘汰，我成了千千万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许多人在下岗或退休后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却发现自己仿佛走了一个世纪。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厂里就是他们眼中的全部世界。于是部分人返回来住在已经破产的工厂里，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或补贴，开荒种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管户口本上的“籍贯”一行写着什么，厂里始终是他们心中的故乡。

　　他们说，守着那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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