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的故事散文
曾经有过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人在临死的那一刻，脑海里会浮现出往生的一切，甚至，儿时唱过的歌谣。不知他在闭眼时，想到没想到我？
“富乐死了，胃癌，他娃把他的遗体从新疆运回来了，已埋过了，上个月……花了几万块……”我回家，父亲对我说，我的心一紧，突然感到冷 ，无语地听着……生寄死归，叶落归根。“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我喃喃地应答着父亲。死时，他五十七岁。
他在新疆有二十多年了吧。农民，走出贫困的家乡，打工，给人做沙发，乌鲁木齐，后来在那个城市里他自己开了个门市，还是给人做沙发。再后来，据说，发了财，领回了个四川籍的女人和两个儿子，在家盖了房。再再后来，前年，我送病故的母亲回乡安葬，葬礼上遇见到头发灰白显老了的他和他那已长成大小伙的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依稀可找到当年富乐的面孔。
“哈哈，这是你儿子吧……”我对他道。
“噢噢，这是你的女子了……”他对我说。他们和乡亲们一样，来帮忙。
流火的八月，热。他媳妇病瘫在床，我去看了看，“快坐，喝水不？屋里脏。”他殷勤地招呼着我，地上堆着刚收获待卖的西瓜，那年瓜丰收了，卖不上价钱。我四下打量，家徒四壁，并看不出富来，房确是新的。
“不舒服，食道痛，咽不下东西，县医院检查了，说是炎症，拍了片子，明天才有结果。”大家呵呵地没想那么多。
“过几天，我回新疆，要账，你嫂子的病……”他看着我，抑郁着。“走时，进城到我家来，喝两盅，老是遇不到一起，四十年了……”我给他留下了地址和电话。他没来……
富乐，他是我十六岁时，六九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在农村时的好伙伴。干旱的白鹿塬，吃水比饭难，可那年月吃口饱饭更难。我，一个城里的娃，突然被流放到农村，一切都感到陌生得怯懦，富乐，他亲近我，他大我两岁，属虎的，可我从未叫过哥，老是“富乐，富乐”地叫着。
名叫“富乐”，可，他从未富过，乐，倒是整天乐呵呵的。他，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真能做”，我是那年四月去的农村，一年中，随他一起下地、出河工、看果园、放羊、割草、打场、扛粮，一起在收工后的晚上挤在小队会计室里昏黄的煤油灯下算一天的工分，一起到南山（终南山）拉椽木，然后，再拉着到河北（渭河北的高陵、三原、泾阳县一带）去换玉米，为躲避政府打击“投机倒把”的哨卡，十天半个月的昼潜夜行，拉着架子车赶路，啃着玉米饼……我成熟了，知道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村”，什么是“饿”，什么是“累”，什么是“苦日子”……
可他安分得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好像农民从来都是，也应该是这样活着。直到改革开放，他走出了农村。后来，他又回到了农村，却是埋在了那里。
我想，他在临终时肯定会回想起那年冬的那顿狗肉。
十一月初，天冷了，地里光秃秃的，我二弟当兵要走，便从西安骑车子赶了五十里路来村里和我告别。我发愁，如何为他饯行呢？乡，虽不算僻壤，却很穷。“狗肉，吃过吗？狗肉就烧酒，吃了不想走！”富乐告诉我。“好哇！可哪来的`狗？”镇口有我们生产队办的一间电磨坊，那些日子我和富乐被队长派活在磨房磨面，他家的黄狗也陪着。黄狗身后总随着一只黑色的大公狗，沟西邻村的。夜，套狗，杂树林里没命地拖着跑，狗长条条地被吊挂在了富乐家后园子的一棵柿树上，他剥皮掏腹，我提着笼悄悄地到生产队的麦草垛上纳草，在屋里老人“造孽啊，造孽”的呵斥声中，我们，还有我弟和几个农村的伙伴，架起了胡基（土砖）的灶，搭上一口大锅，燃起熊熊的火，火光映红着我们兴奋的脸。空院中，月光下，飘起了香喷喷的肉味，一斤老酒，吃到天亮，大家都油着嘴倒睡在了麦笕窝里......我是第一次吃狗肉，此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狗肉了。我留下了一张黑狗皮，后来找皮匠熟了，做了褥子。
我弟当兵走了，年底，我也离开了农村。
快到清明了，我想起了他，还是那个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整天乐呵呵的他……
富乐，他家成分高，富农。他爸给他起名叫“富乐”，多好的名字啊。富裕而安乐。《史记·张仪列传》：“天下疆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汉书·食货志上》：“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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