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乐论》文言文解读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大家都背过文言文，肯定对文言文很熟悉吧？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还记得以前背过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乐记乐论》文言文解读，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乐者，天地之和也
——以礼乐维护秩序与和谐
【原文】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2）。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论伦无患（3），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4）。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5）。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6），越于声音（7），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注释］
（1）本节选自《乐记·乐论》。
（2）暴：越出正道。
（3）论伦无患：意思是和谐而不乱。
（4）官：功能。
（5）制：指职能。
（6）金石：钟、磬一类的东西。
（7）越：传播。
【译文】
乐所表现的是田地间的和谐；礼所表现的是田地间的秩序。因为和谐，万物能化育生长；因为秩序，万物能显现出差别。
乐依天道而凿，礼按地理而制。制礼超过分寸会造成混乱，作乐超过分寸会越出正轨。明白田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制礼作乐。
和谐而不混乱，是乐内在的精神；让人欣喜欢爱，是乐有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庄重恭顺，是礼的职能。至于运用乐器来表现礼乐，声音使礼乐得到传播，用于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祭祀山川鬼神，统治者与民众都要共同这样做。
【读解】
对于统治者来说，秩序与和谐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前提。没有秩序，就会陷入混乱；没有和谐，人心就会涣散，这样，统治将无法维持下去。因此，秩序与和谐的确十分的重要。
礼和乐成为儒家治国安帮的支柱，他们反复申说这个道理，总让人迷惑不解。难道他们就没有想到过别的办法？看看历史就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不仅“礼崩乐坏”，也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时的法家，便主张用强制的手段（刑罚）来维护统治，与儒家的思想针锋相对。如果儒家学者真的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大概应当知道以礼和乐来维护统治是软弱无力的，远远达不到秩序与和谐的目标。
另一方面，施行礼乐还要适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就更加难了。适度很难有客观标准，现实情况也千变万化，这就给施行者提出了高难度的课题。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大受欢迎，恐怕并不是偶然的。
作品简介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哲学思想
天道观
《礼记》的天道观，反映了先秦儒家天道观发展的大背景，其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礼运》、《乐记》、《郊特牲》等篇中。总的来讲《礼记》中的天道有如下含义：
首先，从天的自然义角度看，天可泛化为天地中各种自然现象，和由几种基本元素构成的宇宙，而人仍然参与其中。社会必然性有别于自然必然性的根据在于：人是天地的杰作和五行的精华。个我因可进行文化创造，而成为天地间最“贵”者。
第二，天对人而言，是神性的超越性的存在。天的超越性有二义：一方面，天虽包含客观必然性，但却不能仅同于客观必然，这是天作为价值源头的性质所决定的，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另一方面，尽管人道效法天道，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线，但对于人而言，天仍然具有其形而上的、同时也是“超验”的一面。虽然，一方面《礼记》贯彻了“天人合一”的思路，如《表记》引《小雅》：“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孔子闲居》：“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这是把“天”视为与人事具有相关性的价值存在，或解释为个我可以效法的榜样。从这个角度说，圣人修德配天，可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参”，这正是《中庸》继承自周公以来“以德配天”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中庸》又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里的“天”就有超越义。这是在讲“修身”与“知天”的联系，把“知天”作为“修身”的前提，与孟子“知天”不同。
第三，天道是人道之所从出，故天道是人所仿效的榜样。在《礼记》中，天或天道虽是由超越性的主宰演变而来的客观性原则，但却又是与人生世界相通的。《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世间的“教”是效法天道。
天道既为客观必然性，则预示效法天道的人道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因而，人道并非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与自然必然不同的社会必然性。人道是需通过人事修为达到的、彰显德性而避免恶的自然必然性的活动。因此，天道在人事上不同于自然必然性，而是需通过主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社会必然性。所以，《学记》认为：“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云：“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大学》：“惟善以为宝。”
总的来说，《礼记》中“天”作为超越的存在是价值之源，它既有形上本体之义，又可为人所“默识”、体认。就超越性上说，任何个我不是天；从内在性上说，人与天相通不隔。人与天的关系因而不是单纯的“线性”逻辑关系，而是本体上天人相通，而实践上人虽需体认但又要承认天的超越性的关系。
宇宙观
由于《礼记》成书时古代超越性的天道，已逐步内化为内在的心性，外在的宇宙结构与生成，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即使有某些遗迹也并非采取对象性的认知的路数，而是体恤、体认，或杜维明所云的“体知”的路数，将之作为人解读和领悟的对象。如《中庸》云：“体群臣也……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由于心性本体论在思孟时已开始酝酿，《礼记》的宇宙观明显反映了内在性特点，已经有心性本体论的萌芽。同时，《礼记》中对“心身”、“本末”的关系的思想已相当复杂，其宇宙观便也呈现出内外兼顾相互印证的特点。就主体性而论，心为主，身为从，仁德为本，而礼为末。如《大学》：“心正而后身修。”《中庸》所谓“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这是先秦儒家已有的“心导耳目”之义的演绎。但另一方面，身作为结构性的存在，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心寄居和依赖的“体”。如《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君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说明心身关系好比君民关系。心为身之主，身为心之体。心安则体安，心好则体好。反过来，心也会因身伤而伤。它们不仅有主从关系，还有依赖关系。
《礼记》中无明确的天生地之说。即使《礼运》有所谓“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郊特牲》有：“天先乎地，君先于臣，其义一也”之说，但未明确说地由天所生。其中虽云“天先乎地”，但似更重天地的相对性、彼此协同的关系：“天生时而地生财”。所以，《礼记》在说明天时生化的同时，又赞扬地利之美。地在《礼记》中，是与天相对而又相配而言的。如《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天地虽有高下尊卑之别，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品格。相对天之“清明”、“高明”和“无私覆”而言，地的品格在于“广大”、“薄厚”、“无私载”。在《礼记》中，与神性的天地并列的有所谓鬼神。鬼神既为统一宇宙的部分，也参与宇宙创生。
人生哲学
《礼记》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以整体性、相关性的视界看待社会与人生。《礼记》在有些方面有更细节的要求，主张共生性可转化并通过动态的“互生性”来实现。如提出人际间为防止个人中心主义的膨胀，和彼此以义相责，不以己之所能愧人之所不能。《表记》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免愧耻，以行其言”。“共生性”体现人际间在各不同层面的相互依赖性，“互生性”所揭示的是在此之上的主体彼此互为中介而生成意义的性质。
《礼记》中对时间结构的意义的认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自我关系中的内省；二是社会历史的延续；三是出于对超越的天道的领悟。说内省是一时间结构，是因为内省本身是解读者自己在历史性结构中得到确立和理解。它体现了变易与递承关系，不仅意味着某种历史结果，而且是未来得以建构的条件。此所谓“反辅”也。《礼记》中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所以十分突出“反躬”、“内省”、“自反”、“自尽”。
《礼记》中《中庸》、《大学》均突出“修身”的意义。“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修身”作为社会性活动不仅是私人性的，且有利于意义的生成与实现。
【《乐记乐论》文言文解读】相关文章：
文言文的解读方法10-08
杨氏之子文言文解读08-20
《杨氏之子》文言文解读02-23
文言文阅读方法解读03-30
狼文言文分析解读04-10
文言文翻译方法技巧解读03-31
燕文公时文言文解读04-03
老人推恩文言文解读04-03
《文言文两则》教材解读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