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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囚论》文言文翻译
在我们的学习时代，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文言文吧？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你知道的经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纵囚论》文言文翻译，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纵囚论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赏析/鉴赏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拓展：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诗文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欧阳修离开滁州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滁州，但他的心中却时刻想念着滁州。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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