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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人间训文言文翻译

时间:2024-11-01 10:37:12 美云 文言文名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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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人间训文言文翻译

  在我们平凡的学生生涯里,大家都背过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要一起来学习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淮南子人间训文言文翻译,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淮南子人间训文言文翻译

  淮南子人间训

  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

  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涂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

  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阳,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魔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阳。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译文:

  有时候没有功劳却先得到荐举,有时候有功劳却后得到赏赐。怎么说明这点呢?以前晋文公要在城濮和楚军交战,文公向咎犯征询意见,问咎犯:“”这仗该怎样打?”咎犯说:“如果是做仁义的事,君子就不该讨厌忠诚守信用;如果是和敌军开战,那最好是兵不厌诈。(现在既然是和楚军交战)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诈就行了。”晋文公辞别咎犯后,又去请教雍季,雍季回答说:“放火来焚烧山林,尽管暂时能打获到很多野兽,但是最终会到无兽可猎的地步;用欺诈手段对付人,虽然一时能获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后一定会无利可图。

  所以君王还是正大光明行事为好。”晋文公没有听从雍季的话,而是采纳了咎犯的计策,和楚军开战时(用计)大败楚军。回国以后,嘉奖有功人员,首先是奖赏雍季,然后才奖赏咎犯。(这时晋文公)身边的人就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靠的是咎犯的计策。君王论功行赏将雍季放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文公回答说:“咎犯的诈术,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时战争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观点,则是符合长远的利益,我怎么能只看重权宜之计,却轻视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呢?”

  (还有一事例)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家,包围了晋阳城,并挖开晋水灌淹晋阳城,导致城中的军民爬上树来避水,悬挂着锅来烧饭。这时赵襄子找张孟谈商量:“晋阳城里人力已经耗尽,粮食也十分缺乏,官兵们也缺医少药,你看如何是好?”张孟谈说:“国家面临灭亡而不能使它得到保全,国家面临危险而不能使它太平,那真的是算白白地看重我们这批谋士了。现在让我偷偷试着涉水出城,去拜见魏、韩两家君王,约同他们共同对付智伯。”于是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魏、韩两君王,劝说道:“人们常说,唇亡齿寒。今天智伯胁迫你们两家来攻伐我们赵家,眼看赵家将要灭亡。可是(按智伯的个性)赵家一灭亡,你们就是下一个啊。

  所以现在假若我们不共同想法对付智伯的话,灾难也就很快要落到你们两家头上了。”韩、魏两家君王说:“智伯这个人,暴戾骄横而少恩寡情。我们的计谋如果泄露,事情就坏了,这如何是好?”张孟谈马上说:“话从二位君王口中出,进入到我的耳中,他人谁还会知道?再说,处境一样、情况相同、利益一致的人应该互相成全,生死与共。请两位君王仔细考虑吧!”于是韩、魏二君王与张孟谈暗中谋划商定举事日期。张孟谈随即潜回城里向赵襄子报告。到了约定日期的晚上,赵襄子派人杀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开大堤使水倒灌进智伯的军营,智伯军队连忙堵水,一片慌乱。这时韩军和魏军从两翼攻打过来,赵襄子又率领军队从正面出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死智伯,又将智伯的封地一分为三(从此晋国也就分为韩、魏、赵三国)。(等到胜利归来)赵襄子奖赏有功人员时,最先受奖赏的是高赫。大臣们提出问题:“晋阳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张孟谈的功劳。可现在却是高赫获首赏,这是什么缘故?”赵襄子回答:“当晋阳被围困的时候,我的国家危难的时候,众多大臣很少不对我流露出轻侮骄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礼节,所以我首先奖赏他。”

  由此看来,“义”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有战胜敌人、挽救国家的大功劳,也比不上施行忠义高贵。所以君子说:“美好的言辞可以博得(换来)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众人。”

  作者简介

  刘安(前179-前122),西汉皇族,淮南王。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安是豆腐的创始人,著有《淮南子》。

  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安兄弟三人,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为淮南王,时年十六岁。他才思敏捷,好读书,善文辞,乐于鼓琴。他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所著《离骚体》是中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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