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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一首示子侄》的原文及其翻译
《为学一首示子侄》，收录于《白鹤堂集》，为清代彭端淑作品，作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因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来。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为学一首示子侄》的原文及其翻译，希望对你有爱不能关注。
原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那么困难的事情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做，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学，那么困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天资愚笨，赶不上别人；我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我每天持之以恒地提高自己，等到学成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愚笨与平庸了。我天资聪明，超过别人；能力也超过别人，却不努力去发挥，即与普通人无异。孔子的学问最终是靠不怎么聪明的曾参传下来的。如此看来聪明愚笨，难道是一成不变的吗？
四川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其中一个富裕。穷和尚对有钱的和尚说：“我想要到南海去，你看怎么样？”富和尚说：“您凭借着什么去呢？”穷和尚说：“我只需要一个盛水的水瓶一个盛饭的饭碗就足够了。”富和尚说：“我几年来想要雇船沿着长江下游而(去南海)，尚且没有成功。你凭借着什么去!”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了，把到过南海的这件事告诉富和尚。富和尚的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情。
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路，富和尚不能到达可是穷和尚到达了。一个人立志求学，难道还不如四川边境的那个穷和尚吗？因此，聪明与敏捷，可以依靠但也不可以依靠；自己依靠着聪明与敏捷而不努力学习的人，是自己毁了自己。愚笨和平庸，可以限制又不可以限制；不被自己的愚笨平庸所局限而努力不倦地学习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学成的。
注释：
1、资：天资，天分。之：助词。
2、倍人：“倍于人”的省略。
3、屏：同“摒”，除去、排除。
4、圣人：指孔子。卒：终于。鲁：迟钝、不聪明。
5、鄙：边远的地方。
6、南海：指佛教圣地普陀山。
7、何恃：“恃何”的倒装。恃，凭借、依靠。
8、钵：和尚用的饭碗。
9、买舟：租船。买，租、雇的意思。
10、顾不如：难道还不如。顾，难道。
11、自败者也：判断句，表示肯定，靠自己努力学成的。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作于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清代乾嘉时期，学者们潜心问学，不务声名，治学严谨朴实，形成一代学风。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于是为他们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扬严谨治学的风气，同时劝勉子侄读书求学不要受资昏材庸、资聪材敏的限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赏析
《为学一首示子侄》开篇确立的是“难”与“易”的哲学命题：“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告诉读者：“难事”与“易事”是相互转化的，是否转化的关键在于：“为之”还是“不为”。这就以辩证法为依据，为全篇论述“为学之道”，奠定了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依据辩证法的理论，作者顺便推出全篇的主要观点：“人之为学有难易学？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作者认为，为学之道，在于一个“学”字上，只要“学”，就没有做不成的学问。像农民化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所说：“衣食当须纪（经营），力耕不吾欺。”像老妪曾对李白大体上说的那样：“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像陆游对儿子说的那样：“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又像叶适所说：“功到深处，天教勤苦成。”还像刘克庄以艺人的口吻所说：“琴亦难精莫废弹。”
文章的主题显露之后，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语气，继续运用证的观点，从“愚”与“贤”这一矛盾的互相转化方面立论：“吾资之昏，不逮人也，材之庸，不建人也；旦旦而学久雨不息，乎成，雨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也，晋村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无以异也。”
第一，作者总体上强调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坚持为学之道，是“愚”与“贤”相互转化的关键所在。用韩愈《符读书城南》的诗句来说，就是“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即想知道学问的力量吗？不论贤者愚者，它可以让所有的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向既定的目标迈进。第二，作者所列举的正面事例是：坚持为学之道，愚笨的人可以变得聪明。其中突出一个“学”字。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所说：“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第三，反面事例是：抛弃为学之道，不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由“贤”变“愚”。其中强调“用”还是“不用”的问题。《明史·王骥等传》说得好：“人非有才之难，而善用其才之难。”谁善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坚持为学之道，谁就是真正的贤者，谁就能突破重重难关，脱颖而出。毛泽东就特别重视“使用”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紧接着，作者举出历史事实，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论语·先进》说：“柴也愚，参也鲁。”即孔门弟子高柴愚笨，曾参迟钝。据此可知，作者列举的事实，是见于典籍的，因此显得言之凿凿。并从中阐明“愚蠢”与“聪明”这对矛盾的互相转化关系。对此，毛泽东说得更直截了当：“高贵者最愚，卑贱者最聪明。”即高贵者包括聪明人，一旦自鸣得意，不坚持为学之道，不利用聪明才智，就变成最愚蠢的角色。相反，卑贱者包括愚笨的人，往往刻苦学习，善用其才，就变成最聪明的人。
作者的家乡在丹棱，在今四川省洪雅县。于是，他又举出当地的传说故事，同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充满了辩证的色彩：“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作者从西蜀贫僧身上，推演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有志者事竟成。从中隐含的结论是：有志者学业有成。由此说开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事先确立坚定不移的志向，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率先垂范。如果有鲁仲连的“蹈海”气概，愚公的“移山精神，“破釜沉舟”式的勇气，“卧薪尝胆”式的意志，“闻鸡起舞”式的毅力，“枕戈待旦”式的信念，就不会有干不成的事业，攀登不上的知识高峰。最终“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更倚天”。事理已经讲清，历史事实与传说故事已经列举，最后，作者总束全文：“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作者仍然运用辩证的观点，指出，“聪明与敏捷”“愚钝与平庸”这两大类资质，在一定条件下，将走向它们的反面。正因为此，它们作为人的内在因素，既可恃又不可恃，既可限又不可限。这一观点与开篇相照应，再次突出全文的主旨。
这篇文章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为学之道。所接触的与为学之道相关联的问题有三个，作者从提出这些问题到认识这些问题，都是以辩证法的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为学的难易程度。作者认为，为学的难与易之分在于：学习，则“为学”由难变易；不学，“为学”由易变难。为学之道，就在于落实一个“学”字。第二，人的“昏庸”与“聪敏”的资质。作者指出，坚持为学之道，可以由“昏庸”变为“聪敏”，否则，便由“聪敏”变为“昏庸”，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第三，人的志向或毅力。作者觉得人的志向或毅力的因素很重要，在为学的过程中，志向坚定，毅力顽强，就可以获得学业上的成功。否则就是自甘失败者，就是落伍者。
作者简介：
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卒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清朝官员、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彭端淑十岁能文，十二岁入县学，与兄彭端洪、弟彭肇洙、彭遵泗在丹棱萃龙山的紫云寺读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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