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四大诗人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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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大诗人解析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王士祯更将其与李白、曹植并称为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的“三大仙才”。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运动播下了种子。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散文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诗歌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创作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词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
江西诗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即“一祖三宗“)的诗歌流派。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且诗派成员大多受黄庭坚的影响,作诗风格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2]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苏轼作诗以气运笔、放笔纵意、纵横驰骋、大开大阖、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师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迹可寻,甚讲法度,便于学习,所以其追随者很多。黄庭坚的诗,法度严谨,说理细密,代表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黄庭坚诗是最具宋诗艺术特色的,受黄庭坚影响形成的江西诗派,也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苏轼做侍从官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推荐词中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见推举之重。
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来处“。时人评黄庭坚作诗“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黄庭坚还提出诗的 “句中眼“ ,所谓“句中眼“即后人所说的“诗眼“,就是注重对关键字词的锤炼,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即是锤炼而来,可谓“置一字如关门之键“。
二是重视句法。黄庭坚《送顾子敦赴河东》诗:“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谓“句法“,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黄庭坚论诗的句法尚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与王观复第二书》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齿凿痕,乃为佳耳。“
三是讲究章法。黄庭坚讲章法命意言论甚多,如:“欲作楚辞,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辞》,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然后下笔。譬如巧女绣妙一世,若欲作锦,必得锦机乃能作锦。“把章法结构喻为“锦机“。又如“山谷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综合起来看,黄庭坚所谓章法是讲求诗的结构的曲折变化,而这些曲折变化是通过学习前人作品揣摩出来的。
黄庭坚虽讲诗法,但他并不固守诗法,而是要求最终超越诗法,达到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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