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明代古代诗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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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明代古代诗人简介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徐渭明代古代诗人简介，欢迎阅读与收藏。

　　徐渭（1521~1593年）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

　　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

　　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人物生平

　　才名早扬

　　徐渭《菊竹图》

　　徐渭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观桥大乘庵东（今属浙江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其父徐鏓曾任四川夔州府（治今重庆市）同知。徐鏓的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徐鏓晚年纳妾才生下徐渭，徐渭自幼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在徐渭出生百日后，徐鏓便去世。十岁时，徐渭的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对他而言刺激颇深。徐渭十四岁时，苗夫人去世，徐渭随长兄徐淮生活。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相处得不甚愉快。

　　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享誉远近。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将其与东汉的杨修、唐朝的刘晏相提并论。在世态炎凉之中，徐渭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

　　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的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超轶千古的不羁之感。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十一岁的徐渭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今属广东），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往返于浙粤两地。

　　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游梅岭观音洞。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他还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被时人称为“越中十子”。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速提高。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徐渭）。”

　　命运多舛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渭，却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十岁的他考中了秀才。此后，徐渭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直到四十一岁时，经历了八次考试的他，始终也未能中举。此外，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所属的房产、田园，荡然无存。二十六岁时，妻子潘氏又得病早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使徐渭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今属江苏），却不得要领，只能徒劳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徐渭开设“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以糊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等人，研习王守仁的学说。次年，徐渭不顾世俗偏见，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

　　徐渭在钻研学问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首领俺答率军在北京一带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徐渭听闻此讯后，义愤填膺，挥笔创作《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臣严嵩误国。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渭考中乡试的初试，并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但在复试时，徐渭仍未中举。

　　从戎幕到牢狱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此时，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胡宗宪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

　　徐渭不满于胡宗宪傍依权臣严嵩，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进入了总督衙署。

　　此后，徐渭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谋划，助其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便离开了总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师。次年，因与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辞归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徐渭只得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此事。

　　徐渭造像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徐渭在狱中七年，其中只在隆庆二年（1568年）生母病故时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即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万历元年（1573年）的事，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

　　万历三年（1575年），徐渭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该志的序言以及一些章节的评论是由徐渭所作。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地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做了批判，其中关于人口和税收的评论非常深刻。

　　潦倒晚年

　　出狱后，徐渭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五年（1577年），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徐渭在宣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据说吴兑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建议。

　　徐渭画像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六十岁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便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

　　徐渭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从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他不断辗转借住于朋友家，他坚称是因为儿子的过错导致他不断搬家。

　　抱愤而卒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穷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儿媳家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主要影响

　　文学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七子与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这种拟古的风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徐渭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及诗歌。

　　书法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认为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的作品诸如《寄云岳子九首册》《为仰南书六首诗卷》《李白苏轼九首诗卷》《春园暮雨诗轴》等作品中黄庭坚书法的笔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绘画

　　绘画风格

　　明代的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明代成就极高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徐渭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徐渭）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

　　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

　　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徐渭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后世影响

　　徐渭的绘画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笔墨挥洒放纵，从而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书写强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随意控制笔墨以表现情感的写意花鸟画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大写意画派的先河，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戏曲

　　徐渭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渔阳三弄》又称《阴骂曹》，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创作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他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四声猿》，高华爽俊，有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徐渭

　　此外，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渭所作。

　　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颇有见地。

　　军事

　　徐渭文自负才略，喜出奇谋，谈论行军打仗的形势策略大多得其要领。担任胡宗宪的幕僚时，协助其抗击倭寇，并参与制定诱降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的计谋。晚年悉心培养名将李如松，使其建立不朽功勋。

　　茶学

　　徐渭好茶，在《谢钟君惠石埭茶》中，说能“对之堪七碗”；在《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中，又说“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徐氏还善品茶、沏茶，懂茶事，在浙江上虞孝女庙石碑中，有徐氏行草《煎草七类》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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