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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写的
《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绝句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写的？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绝句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写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绝句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写的
1、唐代诗人杜甫。
2、原文
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注释
①西岭：西岭雪山。
②千秋雪：指西岭雪山上千年不化的积雪。
③泊：停泊。
④东吴：古时候吴国的领地。
⑤万里船：不远万里开来的船只。
译文
两只黄鹂在空中鸣叫，一行白鹭在天空中飞翔。
窗口可以看见西岭千年不化的积雪，门口停泊着从东吴万里开来的船只。
4、创作背景
公元762年，唐朝鼎盛时期，成都尹严武入朝，当时由于“安史之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第二年，叛乱得以平定，严武还镇成都。杜甫也回到成都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一首即景小诗。
5、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
创作背景
唐朝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严武第三次入蜀，任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同年六月经严武推荐，杜甫被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后人以此称杜甫为杜工部。）见《杜甫年谱》杜甫在成都草堂接获任命书。正准备去赴任。杜甫此时此刻有感而发，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写下这一首即景寄情托志的小诗。很有便要上了严武船的感觉。
赏析
黄鹂相对白鹭是小鸟，小鸟应节趋时。则大鸟又将如何？
白鹭的脚很长。高脚与高洁在古代是谐音。所以白鹭又暗喻高洁之士。唐刘禹锡《白鹭儿》：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白鹭：习性喜沿溪滩觅食。受惊扰，会依次起飞；故有一行而上的景象。联想最后一句严武任成都尹、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经严武推荐，杜甫被任命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其中的连带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仿佛在官场中也看见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场景。
这个“上”字非常妙。与天上飞一行白鹭的意境拉开了距离。“上”恰到好处地描绘了这一场景，并有拔高提升的感觉。更可以引发联想到身处荒野的高洁之士被提拔高升了。突出了来船的重要性。杜甫因举荐而要去做官，提拔高升就在眼前。其中的感恩之念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饮水不忘掘井人。一切都是因为来船，这个“船”字突出了这首诗的中心以及重点。更在说明一群高洁之士是被提拔高升的。
窗是房屋的配件，房屋表示有人存在。西岭是山。窗含西岭说明房屋不在山上，在山旁边。山旁有人正是东窗才能含西岭，东窗正是读书的地方。读书的地方能见到雪，便有了寒窗苦读的味道。
再联想到前面所讲“两个黄鹂鸣翠柳”。暮春初夏时节，此时西岭雪未化，足见雪存在之久远。千秋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却影射了修炼的艰辛，更蕴含了多少失意与落寞。还表示岁月没有荒废，都快修炼成仙了。内中的逻辑是环环相扣并相互印证。表达的是有人在这里寒窗苦读、学成要出山的意象。这里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自己被别人提拔是主要是因为自己修炼的结果。有一种自我的肯定。
门泊“万里之船”言下之意，接自己出山的船已经停泊在家门口了。船：在古代又称“舟”。《易·系辞下》：“舟揖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船行于水，水映天。船犹如行于天上。万里船更隐含了学有所成，要去纵横天下的意味导向。
《荀子·王制》：“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上了船也就是人生上了一个台阶，脱离了庶人阶级，进入上层阶级。这又强化了“两个黄鹂鸣翠柳”所导向的要出山了的意蕴。更有“一行白鹭上青天”哪种被提拔高升的味道。
船的象征意义十分浓重。杜甫因严武举荐出来跟着严武做官共事，可以理解为上了严武的船。而三国时期有个同名同姓的东吴严武是著名棋士。其字：子卿。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过该严武，所以有。官场如棋局。杜甫故意把这条船说成是东吴的，显然是在借两严武同名同姓把举荐自己的那个人喻为“棋圣”。
暗示一个政治家是棋士，还是“棋圣”；带有一种崇敬与赞美的意味存在。或许还暗示作者甘愿成为一枚棋子。这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种感恩图报的宣示。行万里更有要做一番事业的寓意。而且坐船还意味着有一种要同舟共济的表达。整首诗的旨趣围绕着“船”字。所以这“东吴万里船”意味深长。
“两个黄鹂鸣翠柳”引发了“应节趋时”的话题，又从侧面见证了雪存在的久远、船来泊惊起了“一行白鹭上青天”，而又说明了学成要出山的事件。水中有天，人将坐船出行，暗喻将与高洁之士一同纵横天下。“窗含西岭千秋雪”暗示：“寒窗苦读”、“修炼得道成仙”又应承了“应节趋时”功夫不负有心人的话题。而东吴之船更点明了全篇的关键，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所有的意象意境都在那里有机地碰撞回荡融合。一切都让人回味无穷。
整首诗描绘的是以作者家为事件发生的中心地，时间在春末夏初的六月，家旁的柳树上成双结对的黄鹂鸟在卿卿我我地鸣叫，预示着什么事要发生。果不其然，作者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有船来接作者与一群高洁之士要同去做官了。事件脉络表达的非常清晰明确。
时间、事件、地点、情节、故事表述完满。并且互相印证、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感知、感怀、感恩还注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人生理想。更体现了文化人那种“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做人境界。表面看上去写的是优美的景物，实际上则寄托了作者此时此刻的志趣情操。
全诗以赋的方法写作，且浑然天成，而又恰到好处不露痕迹。以至于外行人以为杜甫这首诗是在描写自然风景。上下两句，两两相对，且那些明比、暗喻让人浮想联翩。是运用“赋、比、兴”的经典之作。让人见识到了什么叫托物言志，什么是诗的语言。读这样的作品几乎是与读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样引人入胜。诗词之妙莫过如此。杜甫再一次向人们述说：诗是不可翻译的。
杜甫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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