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人郭沫若简介
郭沫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那么有关现代诗人郭沫若的简介是怎样的?以下仅供参考!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出版的诗集有《女神》(1921)、《瓶》(1927)、《前茅》(1928)、《战声》(1938)、《凤凰》(1944)等。其他作品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年谱和研究资料主要有:《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李保均编),《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编),《郭沫若著译书目》(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稿》(〔日〕中岛碧编),《郭沫若著译系年》(苏川、倪波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郭沫若专集》、《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评介目录》(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
生平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的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主题思想
生命意识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主体精神的无限扩张,使自我超越于自然之上,成为无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体精神在向宇宙的无限伸展中必然导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对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崇拜和赞美,向读者展示了郭沫若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他用生命现象所显示的生命冲动和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来否定现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对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表达对生命发展进化的追求。
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对人和自然永恒关系的'探索与构想,对表现自我的审美方式的选择,吸收、融合了泛神论思想的某些观念似乎已成定论。而“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的命题的生发,更是他泛神论思想的宣言。他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泛神论从肯定神出发,最后归结为对神的否定,认为神即自然,无所谓超自然的创造一切的拟人化的神或权威存在。郭沫若宣称“泛神便是无神”“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作为神之表象的“自我”与自然万物一样有生有死,人只有到了“无我”,即去掉一切“私欲”之后,才能与创生万汇的本源天、地以及周围存在着的“生动着的力”即宇宙本体相暝合,才能达到“永恒”。郭沫若认为人要超越自我,将自我的生命、精神、人格、情感具象化到每一件事物和整个宇宙,把宇宙的本质看作是自我的本质。在这宇宙与人的同一中,感性的个体,有限的自我从而获得时间的永恒与空间的无限,这样生命哲学与泛神论两种学说在郭沫若这里得到天衣无缝的糅合,生命哲学所竭力张扬的生命力“生动着的力”,便是泛神论创生万汇的“实体”“神”,强烈的生命意识促成了他“我即是神”以及“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等命题的生发。
民族生存
郭沫若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激情一开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但他这种明显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热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导引到一种悲剧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个性解放为主体的个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局限性。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认识与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文化思潮里应运而生。他抱着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所谓“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宣扬一个真正的“人”在战乱的年代里的追求与生命价值观,即当体现历史必然要求的社会理想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现实黑暗势力发生冲突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样个体的肉体生命虽然消失,但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气概与崇高的人格却可以与天地并存。这正是郭沫若笔下英雄性格的特质,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剧主人公理想的生命归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实现。郭沫若的作品在对现实的抨击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静成熟的睿智和对历史反思的沉蕴。
艺术特色
结构艺术
郭沫若在戏剧创作中用心别致,一开始就已牵动观剧人的眼、耳、心。戏剧结构通常有多种组织安排方式:或用开放式、线条式,或用闭锁式、团块式,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追叙,或明写,或暗写,或详写,或略写。同时,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结构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外,力求剧作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具有突出的艺术性。他充分吸收诗歌的抒情性,但不忘叙事性诗歌同样可以呈现事情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巧妙地将抒情诗作为联结戏剧情节的显性线索。例如,《棠棣之花》剧中的诗歌所构筑的诗情结构庞而粗,郭沫若将艺术心力更多的投注在戏剧情节的铺排,逐渐细而密而新;《高渐离》颇费筹谋地使情节复杂化,为充分营造剧目节日歌舞气氛,巧妙地把《广寒宫》中《张果老歌》和《牛郎织女歌》插入,先乐后哀,结构安排出其不意;《虎符》中,郭沫若表达了飒爽倜傥的人文情怀,剧本情节结构也不再单一,显示出强烈的主观特色,暗含一条创作者的情感线索。
自由表达
郭沫若的戏剧与诗歌自由无拘,从未照搬他人的观点枷锁强行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形式方面主张“绝端自由,绝端自主”创作主体才能真正抵达自主。这种自由灵活的观念与史剧的情味抒发紧密连结在一起。郭沫若的历史剧中的抒情诗特色不仅是指其中的短歌或者是小诗,而且还指其中散文的诗或是诗的独白。散文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剧产生有机化合。郭沫若尽最大可能将古代精神翻译移置到现代,再解读再解释。所以他在史剧结构和语言形式上得以发挥更多的自由和创造性,随意绪的流动对历史精神进行新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采取随意的语言来吐露发自灵魂深处的情感,这是抒情诗和叙事诗所不能传达的内发情味。郭沫若的创作中,现实与宇宙、个体与集体、波澜与烈火、柔软和坚硬以自然渗透的方式沉淀于郭沫若史剧自由体例诗歌内部,使得这些自由意义上的诗歌在审美追求方面远远超过想象力匮乏的平庸之作。没有预先设定的句式与格律,一任心迹的流淌,加之自主精神的闪光和打破传统言说方式的自由表达,多种不确定因素导致史剧中的自由体散文诗加速了剧作者净化式情感的疏放,实现了内在主体精神与外在自由形式的合并。
独白艺术
郭沫若的独白艺术有火山式的热烈独白与冷峻雷电式独白。火山式的热烈独白往往是在自然情境下生命能量的表现,因此也就成为最真实的语言。没有现实条件的束缚,没有政治任务的羁绊,只有无限制的精神自由。独白的产生有赖于作家完全耿直淡白的心境,破除一切的虚伪、顾忌、希图”,抹去一切虚饰与雕琢,还原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以火山为意象的独白,语言翻涌奔腾,似人体血液似火山熔浆滚烫热烈。火山式独白可以说是郭沫若“生命写作”“诗学观语言层面的直观写照。而冷峻雷电式独白强调与雷电同化,雷电的犀利力量由内而外生发出来,郭沫若笔下的雷电独白给予语言积极向上的动感,以求全剧气氛统一生发对怪力乱神的泄愤,以及对自然和神灵的叩问。
语言艺术
郭沫若是善于寓诗情于史笔的诗人,他中国传统诗歌在语式上,采用简短的对仗式诗句反复,以此达到抒情效用。郭沫若早期的剧作诗歌创作,将诗歌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内部结构的一部分。他不吝惜笔墨似的将成段成段对仗反复的短句引用入作品,或者说是郭沫若为了故事题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素材的多样性、故事内涵的多重性,别出心裁地用诗歌来反映投射。因此,郭沫若的作品有回环复沓、对仗整齐、内容直白、情感热烈的艺术效果,喷涌着惊心动魄的情感力量。
人物形象
屈原模式
郭沫若在浪漫主义历史诗学观的指导下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合理性的虚构”。不过郭沫若首先选择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作为主人公,比如屈原、夏完淳。屈原模式是郭沫若历史剧文化寻根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文化选择。郭沫若史剧,似乎每个人物都饱含诗情,一下子就能喷薄出自然的诗作,一般读者大多会认为这是诗人完全不顾及角色和人物自身性格,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郭沫若将浪漫派对纯洁人格的想象和乌托邦理想融到一起,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他将诗、史、诗人三者等同了起来。屈原模式下的史剧人物就是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和追求,除了天才诗人夏完淳,信陵君、段功都是屈原模式的体现者。
女性形象
郭沫若不但在描写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时运用了许多韵文和散文式诗歌,而且刻画次要人物时也带有一些诗意。郭沫若是个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者,史剧中人物形象往往毫无瑕疵缺陷,是乌托邦想象中理想人性和品格的映现,尤其是剧中的女性人物,她们无惧死亡,面对邪恶力量“从献身中得到永生”,彰显着郭沫若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憧憬和期盼”。女性配角的主动献祭与主人公的不幸罹难构成相反的戏剧张力。相比郭沫若刻画的男性主人公,虚构出的一系列次要女性人物似乎更具古典气质和现代意蕴,在性格特点上更加丰满真实。婵娟的存在于郭沫若看来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是屈原辞赋的具象化,是与恶势力抗争后逼至绝路的美德化身。
侠士形象
郭沫若史剧中的侠文化内涵彻底摒弃摆脱了传统侠的“义利观”,只有尚武有力、富有正义感、毫无自私自利心的侠客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游侠。郭沫若将审美视野置换到传统社会中一些为国为民的奋勇游侠身上。他们藐视权威,反抗束缚,任气尚勇,彰显一派侠者风范,大是大非面前试图以一己之身力挽狂澜。虽不成功,这一行为意识超出传统侠观念的狭窄性局限,突破了历史上只为知己而死的简单化侠客思维。浓厚的诗味将儒家“仁道”精神融注到侠文化领域,这就使得郭沫若笔下的游侠实行的是一种舍己为人的利他行为,不再只是一己斗狠,争强好胜的草莽匹夫。
人物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邓小平:他(郭沫若)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8]。
中国当代作家巴金:他(郭沫若)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 。
中国现代作家闻一多: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瞿林东: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
历史学家余英时: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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