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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词鉴赏

时间:2024-02-22 13:27:06 诗词名句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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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词鉴赏

《咏史》诗词鉴赏1

  咏史

《咏史》诗词鉴赏

  唐·李商隐

  北湖⑴南埭⑵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⑶何处有龙盘⑷?

  【注释】

  ⑴北湖:即金陵(今南京)玄武湖。晋元帝时修建北湖,宋文帝元嘉年间改名玄武湖。

  ⑵南埭:即鸡鸣埭,在玄武湖边。 “北湖南埭”统指玄武湖。

  ⑶钟山:金陵紫金山。

  ⑷龙盘:形容山势如盘龙,雄峻绵亘。

  【赏析】

  本首咏史诗咏叹了三国之后建都金陵的六个朝代三百年间的代谢。

  首句为描写故都金陵如今的景色。“北湖”即南京玄武湖,“南埭”为鸡鸣埭,都是金陵旧时繁华喧闹之地,许多帝王曾于此游乐。往昔歌舞升平之地如今却是一片汪洋,令人兴叹。“水漫漫”还象征了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随着这片汪洋流去的兴废沧桑,同时也点出那繁华的过去不过是一场虚无。

  第二句用“降旗”与“百尺竿”为六朝的历史拉下了帷幕,还未道出它的兴,就已然见亡。“降旗”典故语出刘禹锡《金陵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本指东吴孙皓降晋,此处指六朝的耻辱亡国。但是“降旗”还不够表现诗人的.慨叹,又拉了“百尺竿”来助阵,把一片降旗的情景写得更细更真,其可耻可辱之状如在目前,让人感慨的同时不免心痛。

  第三句中的“三百年”即是指六朝三百年的更迭兴废。诗人笔下,三百年就恍如一场白日梦。句中的“梦”字照应了前文的“水漫漫”,既是对六朝帝王荒淫昏庸的讽刺,也是对历史兴亡的浩叹。

  张勃《吴录》中记载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金陵石头城因为有帝王之气而让诸葛亮感慨。建都于此的六朝早已经是一片汪洋,此时诗人反问:“钟山何处有盘龙”,即钟山哪里有龙的盘踞以看出天命王气?

  诗人用反诘的语气否定了这种“王气”论。历史由人书写,历史的兴亡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六朝的更迭覆灭只不过其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自食其果罢了。这掷地有声的一问,批判了把地域条件和天命王气作为精神支柱,而肆无忌惮地享乐的封建统治者。

  本诗对于历史的追问,步步推进,含蓄而明快。

《咏史》诗词鉴赏2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咏史二首·其一》译文

  玄武湖已成了汪洋漫漫,一片降旗挂上百尺之竿。

  三百余年如同一场短梦,金陵钟山真的有那龙盘?

  《咏史二首·其一》注释

  北湖:即金陵(今南京)玄武湖。晋元帝时修建北湖,宋文帝元嘉年间改名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在玄武湖边。埭(dài),水闸,土坝。“北湖南埭”统指玄武湖。

  “一片”句:刘禹锡《金陵怀古》:“一片降旗出石头。”指吴主孙皓投降晋龙骧将军王浚,也指陈后主投降隋庐州总管韩擒虎。百尺竿,高的旗竿。

  三百年: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国年代的约数。

  钟山:金陵紫金山。龙盘:形容山势如盘龙,雄峻绵亘。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乃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咏史二首·其一》赏析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

  李商隐咏史诗往往借助抒慨、设问、反问等方式,在篇末将全诗意蕴凝聚起来,以加强咏叹情调,也使整首诗显得奇警遒劲而又韵味深长。他的《隋宫》如此,《马嵬》、《梦泽》等也是如此。纪昀说:“结句是晚唐别于盛唐处,若李、杜为之,当别有道理,此升降大关,不可不知。”(《玉溪生诗说》)以这种方式曲终奏雅,是晚唐律、绝体咏史诗的艺术创造,就中以李商隐比较出色。

  整首诗层层作势,逼出末句,但由于气脉辽阔,并不显得艺术上刻意用力。结尾道破而不说尽,雄直中含顿挫之致。也因如此,诗之主旨虽在“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但总体以感慨咏叹出之,讽刺刻露之迹淡而悲慨叹惋之气浓。

  《咏史二首·其一》创作背景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时李商隐因柳仲郢推荐,任盐铁推官,游江东。盐铁推官任上,商隐在江东一带创作的咏史诗,如《南朝》二首、《齐宫词》、《吴宫》等,主旨基本为讽刺君王耽于酒色佚乐,荒淫误国。

《咏史》诗词鉴赏3

  咏史

  李商隐〔唐代〕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远去一作:运去)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想要远行,却没遇见千里马,力单势孤,难以拔动蜀山的猛蛇。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华盖哭泣份儿。

  赏析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唐开成五年(840年)文宗去世之后。唐文宗即位之后,颇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当时,朝内朋党相互倾轧,宦官掌握禁军,干涉朝政,甚至弑杀皇帝。文宗欲夺回政权,曾两次谋诛宦官,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文宗郁悒成疾,含恨而终。李商隐作此诗既有伤悼文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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