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
《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为《史记》末卷。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1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6、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垂空文以断礼义 垂：流传。 B.于是论次其文论次：论述文章的次序。
C.泽流罔极 罔极：无边，无极。 D堕先人所言 堕：同“隳”，毁坏。
7.选出句式不同的一项(3分)
A.且士贤能而不用。 B.是余之罪也夫！
C.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D.身毁不用矣。
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①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9.请概括本节选语段的内容。(4分)
参考答案
6、B论次：整理、编排
7、 B（B句是判断句；其余各句是被动句。）
8.①《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4分，“诗书”“ 隐约”“遂”、判断句各一分）
②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4分，一句一分）
9.第一二段借壶遂的发问，解释自己续《春秋》意在颂圣，绝无讽刺当今的恶意；（2分）第三段记述自己遭祸后的思想变化。（2分）
参考译文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2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②！”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③。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⑥。《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⑦。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⑧。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⑨。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⑩。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注释
①绍：继续。
②小子：对长辈的自称。
③是非：褒贬，评论。二百四十二年：即春秋时期。因《春秋》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止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仪表：法则、标准。
④退：摈斥、斥责。王事：谓王道，指尊周室，攘夷狄。
⑤空言：指褒贬是非的理论说教。行事：指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纪：纲纪，秩序。嫌疑：疑惑难明的事理。善善恶恶（wù）：表彰好事，贬斥坏事。贤贤：赞扬贤者。补敝起废：补救、振兴衰敝。
⑦经纪：整顿。长于行：在于指导、规范人的行为。长于风：擅长表现风物、风俗。《乐》乐所以立：《乐》的目的是使人产生愉悦。
⑧贼：指犯上作乱。
⑨经事：日常事务。变事：与“常事”相对而言。权：权变，变通。
⑩“其实皆以为善”句：意谓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只是不知义理，结果背上空头罪名也不敢推辞。被：加上。
宗：根本。
唯唯：语气词，顺应而不表示可否。
符瑞：吉祥的征兆。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重礼。改正（zhēng）朔：即改用新历法。正：岁首。朔：初一。服色：衣着、车马、祭牲、器物的颜色。武帝太初改历，色尚黄。穆清：指清天。罔极：无穷无尽。
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塞门，指通好或内附。款：叩，敲。
布闻：传播。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故事：旧事，旧业。整齐：整理。
论次：编排。喟然：叹息的样子。
演：推理。膑：剔去膝盖骨的一种酷刑。大抵：大都，大致。发愤：抒发愤慨。
陶唐：陶唐氏，即尧。麟：古代传说中的瑞兽。这里指武帝西狩至雍获白麟之事。
◇鉴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全文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叙述司马氏家族的世系及司马谈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其次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写作《史记》的原由旨趣，最后对《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依次作了简介。
本篇节选自第二部分，文章以对话的形式，阐明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动机和宗旨，即从孔子总结过中国古代的文化以后，过了几百年，需要再作一次总结式的整理，他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
并由此抒发了司马迁自己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叙述历史、委鉴后世的愤郁之情和奋发之志。文章笔带锋芒，语含感情，文辞高古庄重，具有浓厚的抒情se彩，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和激励力量。
《自序》的重要内容，是论述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通过褒贬从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故事来阐明王道，为天下树立行为的标准和规范。
而孔子之所以通过撰写史书的方式来传达“王道”，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用玄虚的言语来负载王道，不如以历史事件来表现王道更为深切、明著。事实上，司马迁的这些论断既是对孔子为何作《春秋》的说明，又是对自己为何作《史记》的暗示。因此，《史记》成书的根本原因与目的，并非在于太史公对历史旧事的兴趣，而是期望通过评述历史往事，来传达可以规范现实人生的主题。
当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还不仅仅在此。他论次《史记》七年而横遭李陵之祸，身陷囹圄，终被腐刑。而他之所以隐忍苟活，乃是为了完成《史记》并以此抒发自己的满腔幽愤，正像西伯、孔子等人一样，内心郁积着无限的忧伤和愤懑，理想无以变为现实，因此才“述往事”而“思来者”。
可以说，《史记》一书不仅记载着黄帝至汉武帝时期两三千年的煌煌历史，而且处处渗透着司马迁的生活背景与切身经验，蕴涵着司马迁的爱与憎、愤懑与不平、思想与操守，乃至整个精神世界。
文中虽论及不应以《史记》来比附《春秋》，但这实乃对自己的回护，并非太史公本心。文章全用司马迁和壶遂问答辩难的方式展开，以问答穿插、结构全篇。这一方面使得问题显豁、醒目，另一方面也使论说更为集中、明晰，此点正是本序的一大特色。
◇妙评
此篇，于《史记》为序，于太史公，便是自己列传也。故其大旨，只须前两行已尽。后与壶遂两番往复毕，却又忽然叙事者，正是其列传体也。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
观史迁以“述往事，思来者”自任处，殊感慨淋漓。臣杜讷言：“洋洋大篇，一唱三叹，所谓文生于情。后此史多祖之，然俱瞠乎后矣。”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十三
《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大文字。
——清·牛运震《史记评注》卷十二
此序词致隐约，有自附于《春秋》之旨。末束自述处，不激不随，深为得体，非悻悻然小丈夫所及。
——清·唐德宜《古文翼》卷四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古诗原文及译文3
作品注释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此注释前太史公均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二人均官至太史令，汉代的官职有太史令无太史公）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
（4）《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5）《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6）本：以……为本，遵奉。为动用法。
《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
《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10）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11）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12）孔子为鲁司寇：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14）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15）牝牡（pìn mǔ）：牝为雌，牡为雄。
（16）指：同“旨”。
（17）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18）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19）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20）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21）《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22）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23）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24）三代：夏、商、周。
（25）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这被称为“获符瑞”。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年号为“元狩”。
（26）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27）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前104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28）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29）穆清：指天。
（30）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
款塞：叩关。
（31）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32）缧绁（léi 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33）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34）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注：孔子一生曾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但史公一定要将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此其行文之需要。
（35）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36）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37）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38）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39）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40）《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41）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42）至于麟止：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43）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所以这样说。
此处提供的注释只有43条，笔者案边也有一本《太史公自序》注释本，校注王利器，据说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史记选注》翻印的。该注释本为我们提供了255条注释。由于时间关系，恕不一一列举。
作品译文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一定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王道的精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极其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作品赏析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各篇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如果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解答。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同《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代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史记》自《黄帝本纪》起一百三十篇，合起来说，是总的一篇。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间载有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经极盛，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可以说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
作者简介
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年——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先世为周代史官，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太史令。司马迁少时跟从大儒董仲舒、孔安国学习，二十岁后漫游全国。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得继父职，他博览汉室藏书，参以游历见闻，在其父累积编次的大量史料基础上，于前104年（太初元年）开始从事《史记》的编写。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孤军奋战、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处死刑，因家贫，不足以自赎而自请宫刑。在狱中，他仍写作不辍，出狱后，被授以大多由宦官充任的中书令。这使他更加发愤著述，终于在前92年（征和二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不久即去世。
内容概括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作品赏析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起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作品主旨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自序》兼此二义：一，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
作者简介
司马迁（西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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