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故事

时间：2024-01-15 10:09:27 爱国故事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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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故事

　　立志教育救国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故事

　　张伯苓生于1876年4月5日。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日益寇深祸亟的灾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赔银割地，丧权辱国。1889年，13岁的张伯苓报考北洋水师学堂，希图强国。在水师学堂，张伯苓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受到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严复的思想影响。可是，当张伯苓即将毕业要上舰实习时，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到残存的通济轮上实习，亲睹了“国帜三易”——即1898年日本将威海卫交还中国，降日旗升龙旗，然而转天清廷又转交英国，再降龙旗升英旗，致使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

　　自那时起，张伯苓历经劫难、矢志不渝地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南开教育，义无反顾地践行教育救国之宏志。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构建起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始称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2年成立南开女中，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1931年建立经济研究所，1932年建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成立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蜀光中学。张伯苓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依托，开创并践行公能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周恩来等一大批民族英彦辈出南开，书就了爱国育才的光辉篇章。

　　爱国，是张伯苓为人与办学最为鲜明且一以贯之的特点。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同上)张伯苓认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张伯苓《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1919年2月12日)

　　爱国为公，自强为能

　　爱国，就要立为公之志向。张伯苓非常重视培养学生为公之道德和为公之诚信。他说，“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问学生及其家长，“将来是为国?抑为私?来宾中或有诸生之家长，必以为供给子弟十数年之费用，今日毕业后，宜略为家庭打算。但试问若无国，何能有家?”“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张伯苓《为国为公，傻做实做》1935年6月23日)他又说，“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一以是为标准”，“望诸君明徵学理，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既深知之，即力行之”。(张伯苓《作事应以“诚”字为标准》1916年6月28日)张伯苓要培养的是“真诚、无私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够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张伯苓《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斗》1918年1月14日)张伯苓坚信，“如果公，如果诚，事就能成功”。(张伯苓《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1934年9月17日)

　　爱国，就要有“能力”。张伯苓说，“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讲的能力，包括学习的能力、研究的能力、团结合作与组织能力、写作说话能力、实干做事能力等等，统括为“为公服务之能力”(同上)。张伯苓特别注重“引导学生之自动力”，(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说，“余尝为汝等计划，约有二法：一为先生之辅助;二为诸生之自治。夫然后先生之力渐减，学生之力日增，庶几人人皆有自治之精神而有作事之能力也”。(张伯苓《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1916年8月30日)曾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的黄钰生先生指出，“在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自动、自觉、自治、自主、自创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五自’的每一个‘自’，都是一种能力”。(黄钰生《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序》1984年)

　　爱国，就要强健体魄。重视体育是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以重视体育，为国人倡，以期个个学生有坚强之体魄，及健全之精神……但苓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张伯苓早在1907年就提出“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张伯苓《雅典的奥运会》1907年10月)从而成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之第一人。

　　爱国，知国，救国

　　爱国，就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张伯苓在1927年就指出，“以往之大学教育，概皆‘洋货’。教员则为留学生，教材则来自外洋，讨论学术，则恒以欧美之历史与社会为背景。此类教育，既不合学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国之国情;即偶尔相合，亦不过无源之水，一吸即涸，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中国将长此拾人之余矣。故南开大学之志愿，在谋学术之独立，在整理事实，以为建设之根据，在用科学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简言之，在‘认识中国’，在‘服务中国’。根据此项原则，故南开注意研究中国国情……以为建设根据，又能培植此建设之人材，则其心愿固已足矣”。(张伯苓《继续发展之南开学校》1927年)

　　针对日寇觊觎我东北的大陆政策，张伯苓认识到东北是中国的命脉，在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从1927年到1929年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南开双周》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还出版了“日本问题专号”，发表了如《东北金融之现在及其将来》《东北现在的交通》《东北社会情形及教育设施之概况》《日本对中国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国研究与中国之日本研究》《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中日俄与东三省》等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调研成果还构成了著名的《东北地理教本》(1931年秋刊行，2015年重印出版)。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教本，以翔实数据揭露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罪恶行径，警告国人“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爱国，就要团结抗敌。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张伯苓与全国人民一起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九一八事变当日，张伯苓即在津发表《吾人之责任与自救之道》的讲话，表明爱国态度。1932年，张伯苓参与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并任常委，又在南开召开天津各界参加全国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确定“不与内战者妥协，不参加内战，不供给内战用款”等方针。(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

　　1933年，他与南开师生一起积极支持与援助长城抗战。在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张伯苓任裁判长，南开学子亮出“忘国耻”，唤醒国人“收复失地”，致日本代表离席而去，而张伯苓先生拒不向日本代表道歉，成一时佳话。在“一二·九”等抗日运动中，南开师生均是中坚力量，他们走出学校、走出天津，南下沿途宣传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共提议下组建的战时民主机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两园桃李一手栽”(陶行知语，指国共两党中多有南开学生)的张伯苓被选为参政员并任副议长。张发表讲话称：“参政会之目的，乃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盖中国今日之局势，非全国共同一致奋斗，不足以挽救危亡。”(1938年6月18日《新华日报》)

　　“中国不亡吾辈在”

　　爱国，就要刚毅坚卓。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进攻天津，于七月二十九日悍然轰炸南开大学，三十日又轰炸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并继续轰炸南开大学，轰炸不仅由飞机轮番进行，还动用大炮“向南开大学校舍、图书馆进行猛烈射击”，之后又派陆军进入校园放火，致校园全部毁坏。日军的野蛮轰炸，就是因为“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日军新闻发言人语)对此毁灭性的轰炸，张伯苓校长于7月30日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

　　张校长悲壮地对蒋介石说：“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午，蒋介石约宴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人，此为张伯苓在席间谈话。)

　　之后，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辗转迁至云南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自觉地将“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刚毅坚卓地为中华民族的“中兴业”育“人杰”。(后来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中就有8位是联大校友)其时，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同上)创造了世界战时教育的奇迹。至今矗立在联大旧址和北方三校校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之碑阴纂列的“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鲜明地表现了联大人的爱国价值观。在抗战中，许多南开人血洒战场，其中就有张伯苓先生的幼子——张锡祜，他参加空军为国捐躯，张先生说，“我的这个儿子为国牺牲，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胡适著，昂若译：《张伯苓传》，《(张伯苓)八旬诞辰纪念册》，1956年)

　　张伯苓先生一生以爱国救国为己任，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如张学良晚年在被问及年轻时谁对他的影响最大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说就是因为听了张伯苓的演讲，内中一句“中国不亡吾辈在”，对他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

　　张伯苓毕生投身于教育事业，但他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体育、宗教等诸多方面。他交游甚广，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诸多军政要人多有交往，与严范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陶行知、老舍等社会各界名流更是时相过从。积极的社会活动和交往，使他成为诸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者。虽然，张伯苓作为“康梁时代的人”，(周恩来语)不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的爱国精神是永恒的。他的人生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公能”教育，薪火相传

　　作为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他开创的公能教育，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胡适语)张伯苓积多年爱国教育之实践，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南开学校的校训。这个公字当头、公能结合、与时俱进的校训，抓住了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大成。张伯苓先生对这个校训做了鞭辟入里的阐释，他说，“教育目标，在‘救国救民’;教育方针，在‘允公允能’。‘公’以化私、化贪、化小;‘能’以去贫、去弱、去愚。希望人人皆是德、智、体、群四育平均发展之国民，人人皆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牺牲小我，服务社会之美德。为社会而养成能力，献能力以服务社会，进而改造社会之风气，转移政治之风气，然后救国救民之最高目标，方可美满实现。四十年来，世局万变，惟南开之公能训练方针，始终一贯不变”。(张伯苓《〈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1944年5月)他又说，“‘日新月异’这四个字是说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前列，这是南开精神”。(张伯苓与重庆南开中学同学谈话，载于《四三通讯》第11期1942年4月)

　　张伯苓的公能教育，在理念上，用一个“公”字凸显了为公育才、育为公之才，用一个“能”字凸显了重视培养学生之能动的做事成事的能力;在实践上，针对“愚、弱、贫、散、私”之“五病”，以“公能”为依归开展五项训练，即科学、体育、团体、道德和爱国，包含了且又大大超越了书本和课堂的知识教育，是课上与课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德智体美并进的全面教育。公能教育之所以成功地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材，端赖其理念正确先进、其实践全面彻底。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有如鲁殿灵光，穿越时代，为一代代南开人照亮了人生的航向，这是他留给南开、留给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学习和传承张伯苓的爱国精神，认识和理解公能教育深邃博大的内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开拓公能教育新局面，是当代南开人的历史责任。

　　在张伯苓先生140年诞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迄今为止搜集张伯苓著述最为完整丰富的《张伯苓全集》付梓出版了。回首历史的沧桑巨变，瞻望南开学校、中国教育和中华民族振兴大业的壮美前途，我们深深怀念张伯苓——这位伟大的爱国先贤。此时，让人不禁想到1951年张先生辞世时，他的得意门生黄钰生先生在为老校长所致悼词中那段感人的话：

　　“我们怀念那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谈笑风生，豪爽豁达，性格中充满了矛盾，而能在工作中统一矛盾的人——这个人，机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辩，倔强而克己;这个人，能从辛苦中得快乐，能从失败里找成功，严肃之中又有风趣，富于理想而又极其现实。我们怀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教训我们，号召我们团结合作，硬干苦干，指教我们，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取巧，不抄近，随时准备自己忠实地报效国家的那个人;我们怀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每到一处，青年们争先恐后，满坑满谷，去听他演讲，爱护青年而为青年所敬爱的那个人——国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启蒙者，一代人师，张伯苓先生。”

　　书及此，脑海中又想起伯苓先生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写下的一段满怀豪情、鼓舞人心的话，敬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语：“回顾既往奋斗之史迹，展望未来复校之大业，前途远大，光明满目。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今后更当精诚团结，淬厉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是岂我南开一校一人之荣幸，实亦我华夏国家无疆之光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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