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名人故事

崔健的名人故事

　　摇滚乐作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崔健让国人了解了摇滚乐，使得摇滚乐成为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标志。经历了动乱后的中国、经历了文化和思想封锁的人们，在昕到一个异样的声音和思想的时候，那种新奇和激动恐怕现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但在中国这个以意识形态为主流的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异样的存在，注定要遭到误解、排挤甚至打压。因此也造就了崔健音乐思想的反叛和抗争。作为一个时代的反叛者，他对传统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无情地嘲弄；作为一个“灵魂的歌者”，崔健的歌词一直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他对现实的介入和批评同样来自他内心寻求真实人生的渴望。崔健的音乐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成熟与西方文化涌入是同步的，这就使得他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许多西方现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歌词里大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不断出现。其突出特征是语义状态的矛盾性即反讽，本文从崔健歌词文本的语义的含混性、语义的直陈否定性、语义的不确定性、语义的隐喻性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解读了崔健创作的文学和文化思想，以及这一创作思想对其音乐反叛性的支持

　　正是因为有了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得崔健的歌词在现当代歌词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崔健的歌词在中国现当代歌词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撼的。他的歌词鲜明的特点使得他的歌词具有了无限的魅力：首先，崔健的歌词遵守歌词创作的规则，又游离于规则之上；其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歌词的范畴。第三，具有浓厚的诗艺特征。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回想二十年的历程，似乎什么都在变，但惟有崔健的文化思想和音乐思想还一直在坚守。摇滚乐“争自由、要革命、反抗上帝、蔑视权贵、嘲弄假道德……”的思想和风格影响了崔健，因此崔健的文化思想和音乐思想一直贯穿着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生命本真的追求；同时也影响到了他的行为：演出时的不修边幅以及反对“假唱”，都是摇滚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在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里，这些举动和行为又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因为他让很多主流文化受到挑战、他让很多虚假的文艺现象无以藏身，他“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他始终被边缘化。但正是这种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正是这种本真和不懈的追求，才使得他的音乐具有如此的张力和魅力。如果要解读崔健，最直接的恐怕还是从音乐方面入手。因为摇滚乐首先还是以音乐的形式存在的。但崔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异样的存在”，从文学的角度对崔健的歌词进行解读，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化思想会表达得更清晰。崔健不是诗人，但他的每一首歌词都是一首值得玩味的现代诗，由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他是个天才的诗人。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让喜欢摇滚乐的人们对崔健的文化思想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让我们的认识也与崔健的思想同步：让不喜欢崔健的人对崔健的文化思想有个重新的认识：原来摇滚乐也有这么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

　　１摇滚音乐

　　１．１西方摇滚乐简介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一段相对的稳定和繁荣。美国从战争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并且借机大大刺激了国内生产，于是伴之而来的是工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中产阶级的壮大。繁荣的经济消费社会为战后出生的一代造就了时髦的“个人自由”，使他们能自由地选择娱乐消费方式。这样，作为摇滚乐就有了主体基础了。在哲学方面，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至５０—６０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又影响到文学、艺术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因为迎合了青少年的音乐欣赏要求而在美国流行起来，接着又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世界各地流行乐坛。摇滚乐的形成理念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的，从创作演唱到媒体宣传到听众对象，摇滚乐都与民间传统音乐或西方古典音乐的欣赏标准和音乐美学观点大相径庭，它既不象民间音乐那样拥有浓厚的文化传统底蕴，也不具备西方古典音乐高雅细腻的艺术表达特征。它是一种以美国黑人音乐（主要是节奏布鲁斯）为主。吸收了白人的乡村音乐和主流流行歌曲而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或许正由于它是“非洲——美国和欧洲——美国”两大文化传统的一次碰撞，所以才显示出了无尽的原创力和生命力。

　　５０年代是早期摇滚乐的时代，美国社会各方面对摇滚乐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把摇滚乐称为“美国文化的一股解放动力”，把摇滚乐看成是“至少是充满活力毫不消极的一种庆典者的音乐”。有人却把摇滚乐痛斥为一种瘟疫，比我们以前有过的任何瘟疫传播得都广泛，而且现在正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认为“这种音乐完全是垃圾，它从然后方面都不应该同音乐和诗歌混淆、联系到一起”吼这一时期，尽管摇滚乐作为一种离经叛道的新兴音乐形式遭受到了无数的诅咒，但还是以强大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并且茁壮成长。６０年代是摇滚乐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深刻的革命及空前活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５０年代的摇滚乐还仅仅是把眼光停驻在小汽车、姑娘、爱情、逃学之类反映青春骚动的主题上，那么６０年代则使摇滚乐开始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正如美国摇滚乐学者琼。斯图西和斯格特。利普斯卡母布所指出的“摇滚乐不是存在于真空里，正相反，它与整个社会具有一种充满活力的相互连带关系”。“反战、民权、爱与和平是当时青年文化的主题，同时也是摇滚乐探讨的中心命题。它告诉青年人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不要逆来顺受，要敢于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宣泄青春期过剩的方法，而已经成为一种年轻人思考和表达的途径”。

　　７０年代是朋克摇滚的时代，８０～９０年代是摇滚乐风格“个体特征”表现最明显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滥作也不少。而且伴随着摇滚乐由非主流成为主流，它自身的纯洁性也很快受到了商业性的侵蚀，失去了其原先的独立性。因此，９０年代以后的摇滚乐不知道该走向何方，其文化的先进性也日渐衰落。

　　摇滚乐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化潮流，既是一种纯粹的音乐娱乐形式，又是文化的载体；既是一种音乐现象，又是一种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商业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像摇滚乐这样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评论界，摇滚乐激起的热情赞扬和强烈抨击程度也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它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的青少年中唤起的狂热浪潮也是历史上任何一种音乐现象都无法相比的。因此，８０年代，当我们从漫漫长夜里苏醒，睁开“迷茫”的双眼“好奇”地探究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文化思潮、哲学思想、价值观念象万花筒一样在眼前飘荡，就在我们犹犹豫豫处在“拿”与“不拿”的时候，这种强势的思想和文化，就已经渗透到了先知先觉者的思想和血肉里了。当久被压抑的心灵经过先觉者们的解放，必然爆发出不可估量的能量。就在这个时候，崔健带着他坚定的个性立场和对信念的追求，喊着他的《一无所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由此也开始了他独步中国乐坛新的人生。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本就没有摇滚乐的土壤。因为有了崔健的存在、有了他对生 命状态的思索、有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了他的从不妥协，摇滚乐走过了风风雨雨，陪伴着一代人成长。在这面旗帜的号召下，终于有了后来的“唐朝”，“黑豹”等优秀的乐队，有了《梦回唐朝》、《无地自容》这样优秀的作品。

　　作为音乐的摇滚乐其魅力是无穷的，作为文化的摇滚乐更加值得我们去探究，“如果摇滚乐是从它的文化范畴中真正被理解，摇滚乐就必须作为音乐严肃加以对待，并且接受它作为一种合法的艺术形式”。因此，我们将以崔健的歌词为文本，对崔健的创作从音乐以外的层面进行解读。以期对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有一定的了解，进而更深层次地了解摇滚乐这一文化现象。

　　２崔健歌词的后现代主义诗艺特征

　　２．１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美国等地孕育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它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它的正式出现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有天然的联系，但前者较之后者在感情和态度上的变化也十分明显。现代主义作为精英文化，它以个人反抗社会、以自我反抗异己、以潜意识反抗意识，表达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和向往。它貌似反理性反理想，其实是一场弘扬理性理想的伟大运动。现代主义否定了旧的深度模式，而力图创造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整体。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本身就是反中心、反体系、反概括。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共同特征的同时，又试图确立自己的特征：用无中心来充当中心；用不确定来给予确定；用零散化来构建整体。其主要特征有（１）反对攘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２）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观：（３）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４）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的价值立场；（５）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快乐的艺术态度；（６）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７）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淆事实与虚构；（８）“机械复制”或“文化工厂”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

　　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催生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其中新写实主义、先锋派诗歌、先锋小说、王朔现象等颇具有代表性。

　　２．２崔健歌词的语义矛盾性

　　崔健歌词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这是他的歌词有别于其他流行歌曲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的歌词具有深刻内涵之所在。象《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盒子》等作品显然寓含着意义晦涩的隐喻；《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运用了夸张变形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反讽。崔健的独到之处是他采用了一种很奇怪的书写形式，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语义状态的矛盾性。具体有如下几种情形：

　　其一，语义的含混性。此类词句的特征是词句的意义不落在任何一点上。很多词句在语意或者概念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一种情形是语境的自相矛盾：《缓冲》“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让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无奈”，在这里，作者并没有交代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也许作者根本就不想说明白是什么样的声音。既然“声音”是如此的叫人“腻味”又如何让人“亲切”得起来昵。含混的语义、对立的用语给了我们无限的猜测和想象。接着看《从头再来》“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上述许多词语缺乏具体所指：例如离开谁？存在何处？何谓“活得过分实实在在”？以何种方式“从头再来？”究竟是否想要离开或存在？我们很难把这几句摸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诗句在一个逻辑上统一起来。由于从“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到“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的切换过程没有任何中介，所以我们无法弄清楚这两组能指链之间的关系；是否定还是并列？另一种情形是语境的非连续性。词句上下文缺乏语意上的逻辑连贯性。表面上看，象一段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梦呓。有时甚至就是一串语句的堆积：《不再掩饰》“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你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你的勇气是属于你自己，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我说得多，也想得多，可越来越没有主意，我不可怜，也不可恨，因为我不是你。”整段象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似乎是一阵毫无意义、不成章法的宣泄。但我们仔细分析这段文本，就会发现这首歌是同一专辑里《假行僧》的铺垫，都描写了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只是在这里作者还处于彷徨、犹豫的阶段，而《苦行僧》里，作者选择自由的立场已经非常坚定了。因此无论是语境的自相矛盾性还是非连续性，其字面上的逻辑混乱并不能说明其内在意义的不统一。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一系列闪念的连续曝光，语言形象的无序状态恰好揭示了作者内心的迷惑和挣扎。

　　其二，是语义的直陈否定性。崔健很少用肯定的旬式来表示对某种事物的赞同。如果这样做了，他必定用某种漫不经心的语气来抵消和消解其肯定的意义。但就在他用否定的句式的时候，表达的却是有着自己思想和追求的肯定。《不是我不明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在这里，作者不可能真分不清好和坏；也一定记得以前的时光。所以他是“明白”的，他明白这个世界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更加明白了在这个价值观念紊乱时期自己的坚定选择。崔健的作品中还比较多的使用了否定语气。否定旬的一层层推见和展开，表明了作者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无助。《最后的抱怨》“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回忆，可那不明白的过去使这风显得更加强烈，那不坚定的意志使这伤痛更加伤害，我心中只有爱情，可爱情它不能保护我。“不是”、“不想”、“不明白”、“不坚定”、一连串的“不”字“否定和拒绝了历史、现实以及其他的一切”也诉说了处在一个文化上充满了各种思潮、经济上弥漫着拜金主义时代的人的内心的矛盾和痛楚的反抗。这种反抗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文化迷失的时代，注定得不到外部的支持。只能是“文化反抗者内心的迷惘，然而这并未导引他走向对个性立场的放弃，或媾和于环境的不可捉摸的压力，反倒由这种焦灼和迷惘更显出自由及个体追求的意义，并转化成一种愤怒情绪和更坚决的自我坚守”。所以歌词的结尾处出现了类似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风格的呐喊和号角，表现了坚定向前的决心：“向前向向前我迎着风向前”。

　　其三，语义的不确定性。在崔健的作品中，除了早期的几部作品他喜欢外，后来的作品就数《无能的力量》了：“真正让我激动起来的还是我的新歌。我的新专辑《无能的力量》是我最满意的一张专辑，从音乐到歌词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入地切入这个社会，但我没料到的是，居然有这么少的人理解这些，这使我有时候会感到孤独”这部作品没有引起大家的喜爱和关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部作品语义上充满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且寓意比较深刻。在一个流行音乐盛行的时代，在歌词的思想内涵已经不再重要的时代。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部作品表面上这是一首情歌，但又交织着对性爱、对现实、对人生的复杂的感受。“你说干就干，走得更快……你的视野开阔，而我的窄”。“你做事情雷厉风行，而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这两句就很清楚地表现了一个“无能”的男人的形象。但尽管“我一事无成，但不清闲自在，我白日做的梦，是想改变这时代”这个男人并不是真正的无能。“我无能是因为我没有机会改变它，一旦我有机会，我要做征服世界的人”“我现还无能你还要再等待，你是否还要我，如果我失败”这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无所有》中“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在一无所有中走出自己的天地，带着你去追寻自己的自由。“刮起了风，感到了希望，风象是我，你象是浪，你在我的身下，我在你的身上，你是否能感到，这无能的力量”。这是要爱人证实他的性能力吗？是，又不是。是，因为他现在一事无成，他的力量只能用性爱来证明。但显然又不是。“无能的力量”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崔健发明出来的吧，其中大有深意。对它可以有两种读法。其一，重音放在“力量”上，实实在在有力量，但施展不了，所以是无能的“力量”。其二，重音放在“无能”上，怀抱着改变时代的的梦想却实现不了，这是无能。可是，与那些不想改变时代的随波逐流之辈相比，这种无能恰好内含着一种力量，所以是有力量的“无能”。作者在这里只展示主体生存状况，对事物的本来因素，对社会，对客体，对人只作展示，不作评价，不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其审美价值与内涵让读者去思索归纳。

　　其四，语义的隐喻性。崔健的作品经常对一些我们认为事物进行了无情的消解。崔健用一种轻松的、略带调侃的语言风格把我们面对的事物进行了从新的解读。当我们听着老一辈革命家在给我们回忆“艰苦”而“卓绝”的长征之路时，崔健告诉我们的是“汗也流，泪也流，心中不服气，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当我们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信念而感动的时候，崔健在冷静地告诉我们“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这样，长征纪念碑般的尊严、英雄传奇般的神圣性及其政治上的严肃性也就悄悄被消解了。而当我们“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茁壮成长”的时候，崔健理性而幽默地告诉我们是《红旗下的蛋》。尽管“现实象石头，精神象个蛋”，那么“石头”到底是什么，“蛋”又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再从后面找找答案“石头虽然坚硬，蛋才是生命”，到这里我们才依稀看清楚作品里的“蛋”应该是自我“理想的坚守”，而且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应该保护好自己的“精神之蛋”。因为在金钱和权利双重笼罩下，年轻的一代极易迷失自我，迷失在这无边的人流里。正是因为崔健始终行走在自己的精神高度上，也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阳光般的热情和追求，更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内涵。“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当我的眼睛被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以为自己“看到了幸福”的时候，却并没有觉察到我们的所谓“幸福”竟是“我没地儿住”。既然那块红布叫我们如此地“痛并快乐”若，那它又什么昵？表面看这是一首描写性爱的作品，但如果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也许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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