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楚策二
《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卷十五·楚策二，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一、魏相翟强死章
魏相翟强死。为甘茂谓楚王曰：“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其七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
二、齐秦约攻楚章
齐、秦约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昭雎谓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鲤、苏厉而效地于楚。公出地以取齐，鲤与厉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败。公不如令王重赂景鲤、苏厉，使入秦，(秦)[齐]恐，必不求地而合于楚。若齐不求，是公与约也。”
三、术视伐楚章
术视伐楚，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昭雎胜秦于重丘，苏厉谓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汉中。请为公令(辛)[芈]戎谓王曰：‘秦兵且出汉中。’则公之兵全矣。”
四、四国伐楚章
四国伐楚，楚令昭雎将以距秦。楚王欲击秦，昭(侯)[睢]不欲。桓臧为昭雎谓楚王曰：“雎战胜，三国恶楚之强也，恐秦之变而听楚也，必深攻楚以劲秦。秦王怒于战不胜，必悉起而击楚，是王与秦相罢，而以利三国也。战不胜秦，秦进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战。秦王恶与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赵、魏不敢不听，三国可定也。”
五、楚怀王拘张仪章
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玩)丽好玩习音者，以欢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受]，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于)[子]。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子，子益贱而日疏矣。”郑袖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张子。张子得出，德子无已时，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
六、楚王将出张子章
楚王将出张子，恐其败己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
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则魏无患矣。”
张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秦、楚争事魏，张旄果大重。
七、秦败楚汉中章
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腾为楚谓秦王曰：“王挟楚王，而与天下攻楚，则伤行矣;不与天下共攻之，则失利矣。王不如与之盟而归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倍盟]，王因与三国攻之，义也。”
八、楚襄王为太子之时章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
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
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求)[来]反，(王)[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
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
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
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献地于其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西索救于秦。
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
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九、女阿谓苏子章
女阿谓苏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归，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谓太子曰：‘苏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务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苏子，苏子必且为太子入矣。’”苏子乃令人谓太子。太子复请善于苏子。
内容简介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当时的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由于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现存版本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约十五万字。
《战国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或主线，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据称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破坏并最终被废弃，铁制农具和畜力出现，私田大量产生，产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农，“公田不治”，“私田”开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打破，社会底层的民众与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随的赋税制度动摇，私有工商业严重冲击着“工商食官”的垄断局面。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国家联盟逐渐解体，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争霸战争频繁，整个社会已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时代的变易，导致了原先春秋时代天子与霸主共同维持的诸侯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消失，当时的各国，“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试行“胡服骑射”，开始变法。经过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按勋封爵、选拔官员制度被确立。
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和新兴社会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奴隶主阶级日趋衰亡。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自主意识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断提高的经济水平也使部分农业生产者产生了文化的要求，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有可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同时，各诸侯国和各个势力集团基于各种目的也在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剧烈的动荡，宗法制解体，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与宗法制的解纽相应，盛行五个多世纪的礼乐制度逐渐衰落。礼制崩溃，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诸侯大夫的宴会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钟鼓赋诗的雍容风雅。“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毕竟策士面对的是能够随意操控生死大权的人，他们的游说是有一定的冒险性质，稍有不慎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说，游说人主某种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们要胆识过人才行。不提对着秦王敢说出“布衣之怒，天下缟素”的唐雎，即使是“诈伪反复”之如张仪，也具有这种过人的胆识，这也正是这个时代让后人钦佩的原因之一。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礼崩乐坏”之后，春秋时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发生了变化，“旧法世传”分解为私门之学，“道术将为天下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某些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编撰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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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燕策二08-15
卷二十三·魏策二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