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时间：2023-08-09 13:31:19 晓怡杂家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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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在日常的学习中，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文言文吧，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相信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慎大

　　一曰──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郼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勳

　　二曰──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

　　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厹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厹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戔刀)若類，掘若壟。』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賢

　　三曰──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勿勿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

　　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報更

　　四曰──

　　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卻荊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鬥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

　　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

　　孟嘗君前在於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知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得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

　　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

　　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

　　不廣

　　六曰──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

　　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眾，何益?

　　察今

　　八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邪;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作品概括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6]。”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2]。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首都咸阳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7]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儒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美好。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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