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九十三 志第四十二

《元史》卷九十三 志第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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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货一

　　《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财之道也。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

　　自时厥后，国用浸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历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则以其不能量入为出故也。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仿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经理，二曰农桑，三曰税粮，四曰科差，五曰海运，六曰钞法，七曰岁课，八曰盐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课，十有一曰商税，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额外课，十有四曰岁赐，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义仓，十有七曰惠民药局，十有八曰市籴，十有九曰赈恤，具著于篇，作《食货志》。

　　经理

　　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

　　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

　　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

　　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

　　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

　　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

　　农桑

　　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

　　中统元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

　　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仔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颁农桑杂令。是年，又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其亲行之制，命止移文谕之。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调农桑官帐册有差者，验数罚俸。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成宗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几于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齐民要术》等书，兹不备录。三年，申命大司农总挈天下农政，修明劝课之令，除牧养之地，其余听民秋耕。

　　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谦所至，植桑皆有成效，于是风示诸道，命以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给不便，令民各畦种之。法虽屡变，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农司臣言：“廉访司所具栽植之数，书于册者，类多不实。”观此，则惰于劝课者，又不独有司为然也。致和之后，莫不申明农桑之令。天历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其可考者，盖止于此云。

　　税粮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虚配不实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岁书其数于册，由课税所申省以闻，违者各杖一百。逮及世祖，申明旧制，于是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关防之禁、会计之法，莫不备焉。

　　中统二年，远仓之粮，命止于沿河近仓输纳，每石带收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户赴河仓输纳者，每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至元三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漫散之户逃于河南等路者，依见居民户纳税。八年，又定西夏中兴路、西宁州、兀剌海三处之税，其数与前僧道同。

　　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诸例：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远仓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郡县各差正官一员部之，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粮到仓，以时收受，出给朱钱。权势之徒结揽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输其数。仓官、攒典、斗脚人等飞钞作弊者，并置诸法。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违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税粮条例，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间，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

　　秋税、夏税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之一，余并人钞以折焉。以七百万锭为率，岁得羡钞十四万锭。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

　　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于是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三贯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龙兴等路是已。输二贯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其折输之物，各随时估之高下以为直，独湖广则异于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大德二年，宣慰张国纪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凡官田，夏税皆不科。

　　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赖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

　　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八石。

　　辽阳省七万二千六十六石。

　　河南省二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九石。

　　陕西省二十二万九千二十三石。

　　四川省一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

　　甘肃省六万五百八十六石。

　　云南省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

　　江浙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

　　江西省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

　　湖广省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丝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包银之法，宪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汉民科纳包银六两，至是止征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逮及世祖，而其制益详。

　　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于诸户之中，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户、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户既不等，数亦不同。元管户内，丝银全科系官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包银之数与系官户同;减半科户，每户输系官丝八两、五户丝三两二钱、包银二两;止纳系官丝户，若上都、隆兴、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输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输一斤六两四钱;止纳系官五户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五户丝六两四钱。交参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漏籍户内，止纳丝户每户输丝之数，与交参丝银户同;止纳钞户，初年科包银一两五钱，次年递增五钱，增至四两，并科丝料。协济户内，丝银户每户输系官丝十两二钱、包银四两;止纳丝户，每户输系官丝之数，与丝银户同。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户，每户科细丝，其数与摊丝同。复业户并渐成丁户，初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与旧户等。然丝料、包银之外，又有俸钞之科，其法亦以户之高下为等，全科户输一两，减半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被灾之地，听输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时估为则。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

　　二年，复定科差之期，丝料限八月，包银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丝料无过七月，包银无过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广。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诸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均科。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

　　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输丝户每户科俸钞中统钞一两，包银户每户科二钱五分，摊丝户每户科摊丝五斤八两;丝料限八月，包银、俸钞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旧而增损云。

　　科差总数：

　　中统四年，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钞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八百锭。

　　至元二年，丝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银等钞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四锭，布八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匹。

　　至元三年，丝一百五万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银等钞五万九千八十五锭。

　　至元四年，丝一百九万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钞七万八千一百二十六锭。

　　天历元年，包银差发钞九百八十九锭，〈贝八〉一百一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索，丝一百九万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绢三十五万五百三十匹，绵七万二千一十五斤，布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三匹。

　　海运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初，伯颜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然创行海洋，沿山求〈山奥〉，风信失时，明年始至直沽。时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纲运。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命阿八赤等广开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罢新开河，颇事海运，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三千艘于济州河运粮，犹未专于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是年遂罢东平河运粮。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

　　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凡运粮，每石有脚价钞。至元二十一年，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船户至平江载粮者，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增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祐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其价。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一十三两，温、台、庆元船运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一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白粳价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给焉。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山奥〉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

　　岁运之数：

　　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至者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万五百石，至者二十七万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万石，至者九万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万三千九百五石。二十四年，三十万石，至者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万石，至者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万五千石，至者九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万八千石，至者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贞元年，三十四万五百石。二年，三十四万五百石，至者三十三万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万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石。六年，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万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万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万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万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万二千五百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万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庆元年，二百八万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万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万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万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五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历元年，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万三百六石。

　　钞法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即《周官》质剂之意也。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其制无文籍可考。

　　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

　　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其法为最善。

　　至大二年，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凡钞之昏烂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钞库，以新钞倒换，除工墨三十文。三年，减为二十文。二十二年，复增如故。其贯伯分明，微有破损者，并令行用，违者罪之。所倒之钞，每季各路就令纳课正官，解赴省部焚毁，隶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户部定昏钞为二十五样。泰定四年，又定焚毁之所，皆以廉访司官监临，隶行省者，行省官同监。其制之大略如此。

　　若钱，自九府圜法行于成周，历代未尝或废。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明年，仁宗复下诏，以鼓铸弗给，新旧资用，其弊滋甚，与银钞皆废不行，所立院、监亦皆罢革，而专用至元、中统钞云。

　　岁印钞数：

　　中统元年，中统钞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二年，中统钞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九锭。三年，中统钞八万锭。四年，中统钞七万四千锭。

　　至元元年，中统钞八万九千二百八锭。二年，中统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八锭。三年，中统钞七万七千二百五十二锭。四年，中统钞一十万九千四百八十八锭。五年，中统钞二万九千八百八十锭。六年，中统钞二万二千八百九十六锭。七年，中统钞九万六千七百六十八锭。八年，中统钞四万七千锭。九年，中统钞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六锭。十年，中统钞一十一万一百九十二锭。十一年，中统钞二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锭。十二年，中统钞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九十四锭。十三年，中统钞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十四年，中统钞一百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五锭。十五年，中统钞一百二万三千四百锭。十六年，中统钞七十八万八千三百二十锭。十七年，中统钞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八百锭。十八年，中统钞一百九万四千八百锭。十九年，中统钞九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四锭。二十年，中统钞六十一万六百二十锭。二十一年，中统钞六十二万九千九百四锭。二十二年，中统钞二百四万三千八十锭。二十三年，中统钞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二十四年，中统钞八万三千二百锭，至元钞一百万一千一十七锭。二十五年，至元钞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二锭。二十六年，至元钞一百七十八万九十三锭。二十七年，至元钞五十万二百五十锭。二十八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二十九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三十年，至元钞二十六万锭。三十一年，至元钞一十九万三千七百六锭。

　　元贞元年，至元钞三十一万锭。二年，至元钞四十万锭。

　　大德元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一十锭。三年，至元钞九十万七十五锭。四年，至元钞六十万锭。五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五十万锭。八年，至元钞五十万锭。九年，至元钞五十万锭。十年，至元钞一百万锭。十一年，至元钞一百万锭。

　　至大元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三年，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万三百六十八锭。四年，至元钞二百一十五万锭，中统钞一十五万锭。

　　皇庆元年，至元钞二百二十二万二千三百三十六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中统钞二十万锭。

　　延祐元年，至元钞二百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三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四年，至元钞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五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六年，至元钞一百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七年，至元钞一百四十八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

　　至治元年，至元钞一百万锭，中统钞五万锭。二年，至元钞八十万锭，中统钞五万锭。三年，至元钞七十万锭，中统钞五万锭。

　　泰定元年，至元钞六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五万锭。二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三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四年，至元钞四十万锭，中统钞一十万锭。

　　天历元年，至元钞三十一万九百二十锭，中统钞三万五百锭。二年，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

　　创作背景

　　历史背景

　　元史

　　元朝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

　　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国师八思巴用藏文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历史，都是后来追述的，比较简略，也有错误。蒙古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时期编成的史书《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的。这部史书对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历史有重要价值。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据。后来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无实录可据，明太祖为了弥补元顺帝一朝历史，派欧阳佑等十二人为采访官，到北平（今北京）、山东等地，搜集史料，以备续编。

　　另外，历代的《后妃功臣列传》也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到今的《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

　　此外，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元史》依据上述材料成书，因而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

　　编写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修史工作，他即位的当年，即元朝北返蒙古高原的当年，1368年，便下诏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的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征来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明朝初年的著名文学家宋濂是主要负责人。这次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仅用了188 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本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这次修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

　　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促，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袆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210卷，也就是如今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

　　作品影响

　　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它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族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但这些保留或增加的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元史》由于编纂过于草率，错误百出，于此明清多有学者进行补正、重修，尤其是在洪钧出使欧洲回国后编译西方有关蒙古图书而成《元史译文证补》之后，元史的编撰开始吸收西方有关蒙古的史料记载，但这些新史大都不尽如人意，直到清末民国初柯劭惠穷三十年之功撰就《新元史》，《元史》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读本。但从史学角度而言，由于《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等书已经散佚，《元史》志书58卷中保留的这部分内容也就成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最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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