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纪一百六 起屠维作噩闰八月，尽十二月，凡五月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
闰八月，丁丑朔，诏曰：“敌人迫逐，未有宁息之期。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职事、管兵官，条具以闻。”
始，张浚建武昌之议，吕颐浩是之，有成说矣。浚行未几，江、浙士大夫摇动，颐浩遂变初议。是日，诏随驾百官及诸统制赴都堂，至晚，封进入，大率皆言：“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翼日，辅臣入对，上犹未观，谓颐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渊之役，陈尧叟蜀人，则欲幸蜀，王钦若南人，则欲幸金陵，惟寇准决策亲征。人臣若不以家谋，专为国计，则无不安利矣。”然卒定东行之策。
戊寅，徽猷阁待制、知庐州胡舜陟知健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
先是舜陟言：“欲专治军旅，前迎大敌，以谋与战，仰护行在。”王綯曰：“舜陟语甚壮，似可托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须在行事。”会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陈彦文引疾，罢为龙图阁直学士，在外宫观，乃卒用之。自军兴后，淮西八郡，群盗攻蹂无全城;舜陟守庐二年，安堵如故，由是庐人德之。
丁亥，辅逵攻涟水军南寨，大掠之，杀涟水军使、朝请大夫郝璘，丞、修职郎吴深，遂以其众降于淮南招抚使王侄。先是太学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数千勤王，至涟水军南寨，因留焉。逵攻之数月，及陷，健与其家皆死。后赠璘等官，录其家有差。
是日，帝召诸将，问以移跸之地。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御营都统制辛企宗，劝帝自鄂、岳幸长沙。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后至，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帝乃帝内侍押三人赴都堂议。帝闻俊等退避之说，殊怫然，至晚不食。戊子，吕颐浩等人奏，帝谓曰：“俊、企宗不敢战，故欲避于湖南。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渐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且人心一摇，虽至川、广，恐所至皆敌国尔。”颐浩曰：“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颐浩留常、润死守。”帝曰：“朕左右岂可无宰相?”周望曰：“臣观翟兴、李彦仙辈，以溃卒群盗，犹能与金兵对垒，拒守陕、洛。臣等备位宰执，若不能死战以守，异日何颜见彦仙辈!臣实耻之。”帝曰：“张守入对，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过江。”颐浩曰：“臣与王綯、周望、韩世忠议，本自如此。”帝又欲令世忠守镇江府，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颐浩等以为然，防淮之议遂格。
己丑，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进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杜充守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御营使。充既升秩，自言中风，在告。上知其不满，且以允久司留钥，天下属望，将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月，充即起视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济面府宫仪屯盘石河，数与金人战，胜负略相当。金人患之，乃宣言：“宫太尉马军五不能当我之一，然步军绝胜。”仪闻之，以为然。金人屯密州北二十里，时出兵而南，仪御之。敌佯若不胜而退，仪易之;敌伺知懈，至是引兵攻仪，马步俱进，方战，马军少却，既而分为两翼，直攻中军，仪犹不知，众遂大溃。仪与京东经略安抚制置使刘洪道奔九仙山，金人又逼之，洪道以馀兵二千奔海州，李逵、吴顺乃以密州降金。洪道过楚州，为郭中威所败，遂至真州。诏仪即真州屯驻。
淮东副总管靳赛，以所部诣御营副使刘光世降，光世因以为将，就统其军。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世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南仲依李邦彦，谐谑小人，不知远滤，分明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二帝远去，宗族尽徙，中原涂炭，至今益甚。使其可和，则渊圣执德不回，驯致祸败，而陛下卑词厚礼，避地称臣，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尚无效耶?若以为强弱绝不相侔，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断而行之，庶几敌国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饰子女则孰多于中原之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汴京之宰辅?如此计出万全，而强敌之来日甚一日，陛下可以深长思矣。其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其虚名无实，徒费国用之所，一切省罢。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定居，惟侍从臣寮、帅臣监司、要害守牧，以时进退其贤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所谓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甚重，非特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无益之末，移那阙次以处亲旧，济其私欲而已也。其三曰务实效而去虚文。大乱之后，风俗靡然，丕变之者，则在陛下。夫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庸奴下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无异于贼，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者，任将之虚文也。分屯所在，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治军之虚文也。诏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诱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干涉军需之具，日日征求，因缘奸弊，乃复蠲其租税，载之赦令，实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爱民之虚文也。望陛下留意实效，勿爱虚文。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卫单弱，国威销挫，乞早勾发京师卫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厚其月廪，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之变自弭。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图王霸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建康固是六朝旧邦，但陛下之责，与晋元不同。陛下父兄在敌中无恙，其闻陛下登宝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庶有日矣!’而献谋者乃欲导陛下南狩，别求建都之所，遂无复国之心。况今河北、河东之民，久知朝廷不复顾惜;而山东、京西、淮甸，犹冀陛下未忍遽弃。若更迟延岁月，则为敌国者，所至皆然矣。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堠，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舆卫，于稳密州郡速置营屋，以安存其老弱;陛下提兵渡江而北，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梃刃之馀民。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况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陛下春秋方富，非如昔人白首举事，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陛下聪明洞照，必不谓然。其六曰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陛下之族，北辕者众矣，所幸免者几何?黄潜善、郑瑴小人之见，为陛下以支子入继，又不缘传付之命，恐肺腑之间，不无非望之冀，必曾进言恫疑虚喝，恐动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维扬，诛窜之形，疑忌之意，相寻继见，虽其罪戾或自贻戚，然亦恐未必尽出于治亲齐家之美意。宜渐为茅土之制，星罗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仇敌知赵氏之居中国者尚如此其众，既失而复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则其横心逆谋，庶其少息。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今万物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则天下忠顺者来矣;好贤远佞，则天下名节者出矣;赏清白，则贪污者屏矣;崇行义，则奔竞者息矣;旌能实，则谬诞者惩矣;贵忠厚，则残刻者远矣。苟反此道，则颓波日慢，必至于糜烂而后已。至于文词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诚不宜任以为浮薄之劝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让’;及为邦昌作请罪表，则曰‘仲尼从佛肹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世所谓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随之，陛下有何利焉!古人称中兴之治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日之事，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凌迟不振，亦在陛下!”